１８４９年１０月中，國民議會復會。１１月１日，波拿巴送給議會一個咨文。說巴羅─法盧內閣已經免職，新內閣已經組成，這使議會大為震驚。就是驅逐一個僕人也不會像波拿巴驅逐自己的內閣閣員那樣蠻橫無禮。預定要向國民議會踢去的一腳，先踢到巴羅和他的同僚身上了。
我們已經說過，巴羅內閣是由正統派和奧爾良派組成的。這是秩序黨的內閣。波拿巴需要這個內閣，是為了要解散共和派制憲議會，實現對羅馬的征討，並摧毀民主派的力量。那時他好像躲到這個內閣背後，把政府權力讓給了秩序黨，戴上了路易－菲力浦時期報刊的責任發行人戴的謙虛的性格面具，即代理人戴的面具。現在他把面具丟掉了，因為這個面具已不是一塊使他能夠隱藏自己的面容的薄紗，而是已變成一個妨礙他顯示出自己的本來面目的鐵制面具了。他任命巴羅內閣，是要借秩序黨的名義驅散共和派的國民議會；他解散這個內閣，是要宣布他自己的名字和這個秩序黨的國民議會無關。
要解散巴羅內閣是不乏正當借口的。巴羅內閣在對待共和國總統這個和國民議會並存的權力時，甚至連必須遵守的禮節都忽視了。在國民議會休會期間，波拿巴發表了致埃德加．奈的信，其中好像是指責教皇的自由主義行動，正像他曾同制憲議會相對抗，發表了稱讚烏迪諾進攻羅馬共和國的信一樣。當國民議會表決遠征羅馬的撥款時，維克多．雨果從所謂的自由主義出發提起了這封信的問題。秩序黨在表示輕蔑和懷疑的叫聲下，根本埋葬了認為波拿巴的狂妄舉動可能有什麼政治意義的念頭。內閣閣員沒有一個人出來替波拿巴應戰。又一次，巴羅以他特有的空洞的熱情，在講壇上憤憤不平地講到據他說是在總統親信人物中進行的“可憎的陰謀”。最後，內閣從國民議會中為奧爾良公爵夫人爭得了寡婦撫恤金，卻堅決拒絕向國民議會提出增加總統薪俸的議案。在波拿巴身上，王位追求者和破產冒險家的身分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因此，認定他自己負有恢復帝國的使命這一偉大思想總是由認定法國人民負有替他償清債務的使命的另一偉大思想所補充。
巴羅─法盧內閣是波拿巴所成立的第一個同時又是最後一個議會制內閣。所以，這個內閣的解散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隨著這個內閣的解散，秩序黨就不可挽回地喪失了為維持議會制度所必需的支柱──掌握行政權。在法國這樣的國家裡，行政權支配著由５０多萬人組成的官吏大軍，也就是經常和絕對控制著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這裡，國家管制、控制、指揮、監視和監護著市民社會──從它那些最廣大的生活表現起，直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動止，從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個人的私生活止；在這裡，這個寄生機體由於非常的中央集權而無處不在，無所不知，並且極其敏捷、極其靈活，同時現實的社會機體卻又是極無自動性、極其軟弱、極不固定；在這樣一個國家裡，十分明顯，國民議會如果不同時簡化國家管理，不盡可能縮減官吏大軍，最後，如果不讓市民社會和輿論界創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權力的機關，那麼它一旦失掉分配閣員位置的權限，也就失掉任何實際影響了。但是，法國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恰恰是和保持這個龐大而分布很廣的國家機器最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它在這裡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並且以國家薪俸形式來補充它用利潤、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獲得的東西。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強壓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國家政權的經費和人員，同時又不斷地進行反對社會輿論的戰爭，並由於猜疑而去摧殘和麻痹獨立的社會運動機關，如果不能把它們根本割掉的話。這樣，法國資產階級的階級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壞一切議會權力、包括它自己的議會權力的存在條件，另一方面則使得與它相敵對的行政權成為不可克制的權力。
新內閣叫作奧普爾內閣。這並不是說奧普爾將軍得到了內閣總理的職位。自從巴羅免職時起，波拿巴甚至廢除了這個職位，因為事實上這個職位使共和國總統成為在法律上微不足道的立憲君主，這個立憲君主沒有王位和王冠，沒有權杖和寶劍，沒有不被追究責任的特權，沒有世襲的最高國家權位，而最壞的是沒有皇室費。奧普爾內閣裡只有一個人擁有議員頭銜，這就是高利貸者富爾德，他是金融貴族中惡名昭彰的一個。財政部長的位置就落到他手上。只要看看巴黎交易所的行市表，就可以看出，從１８４９年１１月１日起，法國的証券是隨著波拿巴的股票的漲跌而漲跌的。這樣波拿巴在交易所中找到了同盟者，同時又以任命卡爾利埃為巴黎警察局長而把警察抓到自己手裡。
可是，內閣更迭的後果，只有在事變繼續發展的進程中才能顯露出來。波拿巴暫時只向前進了一步，好像是為了更清楚地表明自己被拋到後面去了。他送了一份粗魯的咨文以後，接著就極為卑屈地表示聽命於國民議會。每當內閣閣員們敢於小心翼翼地試圖把他們個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制定成法案的時候，他們好像只是迫於本身地位違心地執行他們事先已確信不會有什麼效果的滑稽的委托。每當波拿巴在內閣閣員們背後泄露出他的意圖並玩弄他的“拿破侖觀念”的時候，他的內閣閣員就在國民議會的講壇上表示不同意他的主張。看來他說出篡奪權位的欲望，只是為了使他的敵人們的幸災樂禍的笑聲不致沉寂下去。他扮演了一個不被賞識而被全世界當作傻瓜的天才角色。他從來還沒有像這個時期這樣遭到一切階級的極度的輕蔑。資產階級從來還沒有這樣絕對地統治過，從來還沒有這樣高傲地炫耀過自己的統治的象征物。
我的任務不是在這裡敘述資產階級立法活動的歷史。它的立法活動在這個時期只限於制定兩個法律：一個是恢復葡萄酒稅的法律，另一個是廢除無神思想的教育法。當法國人難以喝上葡萄酒的時候，真正的生命之水卻供應得更加充裕。資產階級以葡萄酒稅的法律宣布了舊時的可恨的法國稅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時又力圖以教育法使群眾保存他們能夠容忍這一稅制的舊時的心境。有人感到奇怪，為什麼奧爾良派，自由派資產者，這些伏爾泰主義和折衷派哲學的老信徒們，竟把指導法國人的精神的工作，委托給他們的世仇耶穌會去擔任。可是，奧爾良派和正統派在王位追求者這個問題上雖然有分歧，但是他們雙方都懂得，他們的共同統治要求把兩個時期的壓迫手段結合起來，七月王朝時期的奴役手段必須用復辟時期的奴役手段來補充和加強。
農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們一方面比任何時候都苦於糧價低落，另一方面又苦於賦稅和抵押債務日益加重，於是他們在各省開始騷動起來。他們所得到的答復是迫害教師，使他們服從於僧侶，迫害鎮長，使他們服從於縣官，最後是施行控制一切人的偵探制度。在巴黎和各大城市，反動派本身具有自己時代的特征，挑舋行為多於壓制。在鄉村，反動派卑鄙齷齪，瑣碎小氣，可惡可厭，一句話，就是憲兵。顯然，受過牧師制度祝福的憲兵制度三年來對愚昧的群眾的腐蝕該是多麼深。
雖然秩序黨在國民議會講壇上熱情奔放，大發議論反對少數派，但是它的言詞始終是單音節的，正如基督徒“是，就說是，不，就說不”一樣！不論是講壇上或報刊上的言論，都很單調，和預先知道答案的謎語一樣平淡無味。不管是談請願權還是葡萄酒稅，不管是談新聞出版自由還是貿易自由，不管是談俱樂部還是市政機構，也不管是談保障人身自由還是決定國家預算，發出的口號總是一樣，題目總是一個，判詞總是早已準備妥帖而且總是一成不變地說：“社會主義！”甚至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也被宣布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教育也被宣布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財政改革也被宣布為社會主義。在已有運河的地方建築鐵路也是社會主義，用木棍抵御刀劍的襲擊也是社會主義。
這並不只是一句空話、一種時髦或一種黨派鬥爭手腕。資產階級正確地了解到，它為反對封建制度而鍛造出來的各種武器都倒過來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創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轉過來反對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創造的所有的神都離棄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謂的市民自由和進步機關，都侵犯它的階級統治，並且既威脅它的社會基礎，又威脅它的政治上層，因此這些東西就成了“社會主義的”了。在這種威脅和這種侵犯中，它正確地看出了社會主義的秘密，所以它對於社會主義的意義和趨勢的評價，就比所謂的社會主義自己對自己的評價更正確些。而這種所謂的社會主義因此也就不能了解，為什麼資產階級對它一味表示反對──不管它是在為人類的痛苦感傷地哭泣，不管它是在宣揚基督的千年王國和博愛，也不管它是在用人道主義態度漫談精神、教育和自由，或是在空泛地臆造一切階級的協調和幸福的制度。資產階級只是沒有了解到一點：如果推論下去，那麼它自己的議會制度，它的整個政治統治，現在也應該被普遍指責為社會主義的東西了。當資產階級的統治還沒有充分組織起來，還沒有獲得自己的純粹的政治表現時，其他各個階級的對抗也不能以純粹的形式出現，而在出現這一對抗的地方，它也不能實現那種使一切反對國家政權的鬥爭轉化為反對資本的鬥爭的危險轉變。既然資產階級認為任何一種社會生活表現都危害“安寧”，那麼它又怎能希望在社會上層保持不安寧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個──照它的一位發言人的說法──生存在鬥爭中並且靠鬥爭生存的議會制度呢？靠辯論生存的議會制度怎能禁止辯論呢？既然這裡每種利益、每種社會措施都被變成一般的思想，並被當作一種思想來討論，那麼在這種條件下怎麼能把某種利益、某種措施當作一種高出思維的東西而強使人們把它當作信條來接受呢？發言人在講壇上的鬥爭，引起了報界低級作家的鬥爭；議會中的辯論俱樂部必然要由沙龍和酒館中的辯論俱樂部來補充；議員們經常訴諸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請願書中表示自己的真正的意見。既然議會制度將一切事情交給大多數決定，那麼議會以外的大多數又怎能不想作決定呢？既然你們站在國家的頂峰上拉提琴，那麼站在下面的人跟著跳舞不正是意料之中的事嗎？
總之，既然資產階級把它從前當作“自由主義”頌揚的東西指責為“社會主義”，那麼它就是承認它本身的利益要求它逃避自身統治的的危險；要恢復國內的安寧，首先必須使它的資產階級議會安靜下來，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會權力，就應該摧毀它的政治權力；只有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在政治上注定同其他階級一樣毫無價值，個別資產者才能繼續剝削其他階級，安逸地享受財產、家庭、宗教和秩序；要挽救它的錢包，必須把它頭上的王冠摘下，而把保護它的劍像達摩克利斯劍一樣地懸在它自己的頭上。
在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方面，國民議會表現得非常無能。例如１８５０年冬季開始的關於修築巴黎─阿維尼翁鐵路問題的討論，直到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還沒有結果。只要國民議會不從事壓迫，不進行反動活動，它就患了不可救藥的不妊之症。
當波拿巴的內閣一部分人倡議制定符合秩序黨精神的法律，一部分人還在夸大這些法律在實施和運用中的殘酷性的時候，波拿巴本人卻企圖以一些幼稚荒唐的提案來博得聲望，強調自己對於國民議會的敵意，並暗示有某種神秘的藏寶處，只是由於環境的阻礙暫時還不能把所藏的財寶奉獻給法國人民。例如，給下級軍官每天增加四個蘇的津貼的提案，以及為工人創設信譽貸款銀行的提案。金錢的饋贈和金錢的借貸，這就是他希望用以誘惑群眾的遠景。饋贈和貸款，這就是顯貴的和卑賤的流氓無產階級的財政學。波拿巴所善於運用的妙訣只此而已。從來還沒有一個王位追求者像他這樣庸俗地利用群眾的庸俗習氣來進行投機勾當。
國民議會眼看著波拿巴這樣明明白白地企圖靠損害它來博取聲望，眼看著這個被債主催逼而又毫無值得珍惜的聲譽的冒險家越來越可能幹出某種極冒險的勾當，曾不止一次地表示狂怒。秩序黨和總統之間的分歧已經帶有危險性質，一個出乎意料的事件又迫使總統懷著懺悔的心情重新投入秩序黨的懷抱。我們指的是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０日的補選。這次選舉是為了填補六月十三日事變後被監禁或驅逐出國的議員所空下來的席位。巴黎只選了社會民主派的候選人，並且絕大部分選票都投給了參加過１８４８年六月起義的德弗洛特。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巴黎小資產階級，就這樣報復了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的失敗。看來，小資產階級在危急關頭離開戰場，只是為了要在順利的情況下以更大的戰鬥力量和更勇敢的戰鬥口號重新進入戰場。看來有一種情況更加重了這次選舉勝利的危險性。軍隊在巴黎投票選舉了六月起義的一個參加者來對抗波拿巴的內閣閣員拉伊特，而在各省，軍隊中大部分人投了山岳黨２５人的票，山岳黨人在這些地方雖然不像在巴黎那樣佔有絕對優勢，但也比對手佔了優勢。
波拿巴突然看到自己又面對著革命了。和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及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一樣，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０日他又躲到秩序黨背後去了。他屈服了，他怯懦地請罪，表示決心遵照議會多數的意旨來組織任何一個內閣，他甚至懇求奧爾良派和正統派的首領們，梯也爾們、貝裡耶們、布羅伊們和摩萊們，一句話，就是懇求所謂的衛戍官們親自掌握政權。秩序黨未能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它不但沒有大膽地抓住這個送到手上的政權，甚至也沒有強迫波拿巴恢復他在１１月１日所解散的內閣；它滿足於用自己的寬恕羞辱波拿巴，並使巴羅什先生加入奧普爾內閣。這個巴羅什作為公訴人曾經在布爾日最高法院上瘋狂地攻擊過五月十五日事件中的革命者和六月十三日事件中的民主派，兩次都指控他們危害國民議會。以後波拿巴的任何一個內閣閣員，都沒有再敢像巴羅什那樣蔑視國民議會，而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以後，我們發現，他又得到了參議院副議長這個官高祿厚的職位。他把痰吐在革命者的菜湯中，為的是讓波拿巴能夠把它喝掉。
社會民主派這方面似乎只是在尋找借口，以便再度使自己的勝利成為問題並削弱這一勝利的意義。巴黎新選出的議員之一維達爾，同時在斯特拉斯堡也當選了。他被說服放棄巴黎的選舉而接受了斯特拉斯堡的選舉。這樣，民主派就沒有把自己在投票站的勝利變成最終的勝利，從而激起秩序黨立刻在議會中對這個勝利提出異議，它沒有迫使對手在人民熱情高昂和軍隊情緒良好的時機出來鬥爭，反而在３月和４月間用新的競選把巴黎弄得疲憊不堪，使人民的激昂的感情在這一新的臨時競選把戲中消耗掉，使革命的精力滿足於憲制的成就，把革命精力浪費於細小的攻訐、空洞的宣言和表面的運動，讓資產階級集合起來並作好準備，最後，以４月補選的感傷主義的注釋（歐仁．蘇當選）減弱了３月選舉的意義。一句話，社會民主派讓３月１０日受了４月愚人節的愚弄。
議會中的多數派了解自己對手的弱點。因為波拿巴讓多數派領導和負責攻擊，多數派的１７個衛戍官制定了新選舉法，法案的報告人是要求這種榮譽的福適先生。５月８日，福適提出了這個法案，其內容是要廢除普選權，並規定選舉人必須在他們所在的選區內居住３年，最後，工人在選區的居住年限應由他們的雇主來作証。
民主派在憲制選舉鬥爭時期曾滿懷革命的激情，當現在應該拿起武器來証明自己的選舉勝利的重大意義的時候，他們卻以憲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揚莊嚴的寧靜（ｃａｌｍｅ ｍａｊｅｓｔｕｅｕｘ）和合法行為，也就是盲目地服從自封為法律的反革命勢力的意志。在辯論的時候，山岳黨力圖羞辱秩序黨，以一個遵守法制的正直庸人的冷漠態度來對抗它的革命熱情，嚴厲責備它的革命行為，從而把它置於死地。甚至新當選的議員們也極力想以自己的謹慎而有禮的舉動來向大家証明：責罵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和把他們的當選解釋成革命的勝利，是一種怎樣的誤解。５月３１日，新選舉法通過了。山岳黨把抗議書塞進總統的衣袋裡就心滿意足了。繼選舉法之後又通過了一個徹底消滅革命報刊的新的新聞出版法。革命報刊遭到這種厄運是應該的。在這場大洪水以後，革命的最前哨就只剩下《國民報》和《新聞報》這兩個資產階級的報紙了。
我們已經看到，民主派的領袖們在３月和４月間曾竭力把巴黎人民拖入虛構的鬥爭，而他們在５月８日以後又竭力阻止巴黎人民進行實際的鬥爭。此外，我們還不應當忘記，１８５０年是少有的工商業繁榮的年頭，所以當時巴黎的無產階級有充分就業的機會。可是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日的選舉法根本剝奪了無產階級參政的權利，甚至斷絕了他們接近戰場的機會。這個法律使工人回復到他們在二月革命以前所處的賤民地位。面對著這樣的事變，他們卻讓民主派來駕馭自己，為了一時的安逸而忘記了自己階級的革命利益，他們放棄了作為致勝力量的光榮，屈服於自己的命運，並且表明，１８４８年６月的失敗使他們長期喪失了戰鬥能力，最近的歷史進程又要撇開他們而向前發展。至於在６月１３日曾大嚷大叫“只要敢動一動普選權，那就對他不客氣！”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現在他們卻自慰說：反革命給他們的打擊根本不是打擊，而５月３１日的法律也根本不是法律。在１８５２年５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每個法國人都將一手拿著選票，一手拿著利劍來到投票站。他們用這樣的預言來安慰自己。最後，軍隊為了１８５０年３月和４月的選舉而受到上級的處罰，正如他們曾經為了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９日的選舉而受到處罰一樣。可是這次軍隊堅決地對自己說：“第三次我們再不會上革命的當了！”
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日的法律，是資產階級的政變。資產階級過去所有各次對革命的勝利，都只具有臨時的性質。只要現屆國民議會一退出舞台，這些勝利就成為問題了。這些勝利是取決於新的普選中的偶然情況的，而自從１８４８年以來，選舉的歷史已經無可辯駁地証明，資產階級的實際統治越強大，它對人民群眾的精神統治就越軟弱。普選權在３月１０日直接表明反對資產階級的統治，資產階級就以取消普選權進行了報復。所以，５月３１日的法律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必然表現。另一方面，按憲法規定，共和國總統的當選至少要有２００萬票才算有效。如果總統候選人中沒有一個人獲得這個最低限度的票數，國民議會就有權從得票最多的三個候選人中選出一個來當總統。當制憲議會制定這個法律的時候，選民冊中共有１０００萬選民。所以，按照這個法律，只要取得佔選民總數１５的票數，總統當選就算有效了。５月３１日的法律至少從選民冊中勾銷了３００萬個選民，這樣就把選民人數減低到７００萬人，但是當選總統需要獲得２００萬選票的法定最低限額卻依然保留著。這樣一來，法定的最低限額就從總選票的１／５幾乎提高到１／３。換句話說，這個法律用盡一切辦法把總統選舉從人民手裡暗中轉到國民議會手裡。總之，秩序黨好像是用５月３１日的選舉法加倍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因為它已經把國民議會議員的選舉和共和國總統的選舉轉交給社會的保守部分了。
革命危機剛一過去，普選權剛一廢止，國民議會和波拿巴之間的鬥爭就重新爆發了。
憲法規定發給波拿巴的薪俸是每年６０萬法郎。他就職後不到半年功夫，就把這個數額增加了一倍，因為奧迪隆．巴羅硬要制憲議會每年發給６０萬法郎的津貼作為所謂交際費。在６月１３日以後，波拿巴也曾提出過同樣的要求，可是巴羅這次並沒有聽從。現在，在５月３１日以後，波拿巴立即利用這個有利的時機，通過他的內閣閣員們向國民議會要求每年發給３００萬法郎的皇室費。長期的流浪生活使這個冒險家長出非常發達的觸角，他能探知可能向資產者勒索金錢的時機，他採取了十足的敲詐手段。國民議會在他的協助和同意下污辱了人民的主權。他威脅說，如果國民議會不鬆開錢袋，不以每年３００萬法郎來買他的沉默，他就要向人民法庭告發國民議會的犯罪行為。國民議會剝奪了３００萬法國人的選舉權，他要求把每一個不流通的法國人換成一個流通的法郎，正好是３００萬法郎。他是由６００萬人選出來的，他要求賠償他在事後被剝奪掉的票數。國民議會的委員會拒絕了這種厚顏無恥的要求。波拿巴派的報紙進行威脅。國民議會能夠在它根本徹底和國民群眾決裂的時候又同共和國總統決裂嗎？國民議會雖然否決了每年的皇室費，但同意一次增發２１６萬法郎。國民議會既已答應給錢，同時又以自己的煩惱表明自己這樣做是出於不得已，因而就暴露了雙倍的軟弱。波拿巴為什麼需要這筆款子，我們往後就可以看到。在廢除普選權後，接踵而至的是令人氣惱的尾聲，在這尾聲當中波拿巴對於篡權的議會的態度已經從３月和４月危機時期的恭順平和變成了挑戰式的驕橫，而國民議會在這個尾聲後卻休會三個月，從８月１１日到１１月１１日。它在休會期間留下了一個由２８人組成的常任委員會，代行它的職能。這其中沒有一個波拿巴分子，但是有幾個溫和的共和派。１８４９年的常任委員會完全是由秩序黨和波拿巴分子組成的。但是，那時是秩序黨以革命的經常反對者自命，現在則是議會制共和國以總統的經常反對者自命了。５月３１日的法律通過後，秩序黨要對付的只是這個敵手了。
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國民議會復會的時候，過去國民議會和總統之間的一些小小的衝突看來勢必要轉化為兩個權力之間的大規模的無情戰鬥，轉化為兩個權力之間的你死我活的鬥爭。
同１８４９年間一樣，這一年議會休會期間，秩序黨又分解成了各個派別，每一派別都忙於自己的復辟陰謀，這種陰謀因路易－菲力浦之死而更加活躍起來。正統派的國王亨利五世，甚至任命了一個組織完備的內閣駐在巴黎，其中有幾個常任委員會委員參加。因此，波拿巴也有理由巡遊法國各省，並按照他所幸臨的每個城市的情緒，或者隱晦地或者公開地吐露自己的復辟計劃，為自己張羅選票。波拿巴的這次巡遊，自然被大型的官方報紙──《通報》和小型的波拿巴私人通報捧作勝利的遊行，在這次巡遊期間，到處都有十二月十日會２４３的會員們隨駕陪行。這個團體在１８４９年就成立了。它名義上是個慈善會，實際上是由巴黎流氓無產階級組成的一些秘密宗派，每一個宗派都由波拿巴的走狗們領導，總領導人是一個波拿巴派的將軍。在這個團體裡，除了一些生計可疑和來歷不明的破落放盪者，除了資產階級中的敗類和冒險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釋放的刑事犯、脫逃的勞役犯、騙子、賣藝人、遊民、扒手、玩魔術的、賭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賣唱的、揀破爛的、磨刀的、補鍋的、叫化子，一句話，就是被法國人稱作浪盪遊民的那個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處漂泊的人群。波拿巴把這些跟他同類的分子組成十二月十日會即“慈善會”的核心，因為這個團體的所有成員都和波拿巴一樣感到自己需要靠國內的勞動群眾來周濟。波拿巴是流氓無產階級的首領，他只有在這些流氓無產者身上才能重新找到他自己的個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這些由所有各個階級中淘汰出來的渣滓、殘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絕對能夠依靠的唯一的階級，這就是真實的波拿巴，不加掩飾的波拿巴。他這個老姦巨猾的痞子，把各國人民的歷史生活和他們所演出的大型政治歷史劇，都看作最鄙俗的喜劇，看作專以華麗的服裝、辭藻和姿勢掩蓋最鄙陋的污穢行為的化裝舞會。例如，在進攻斯特拉斯堡時，一只受過訓練的瑞士兀鷹就扮演了拿破侖之鷹的角色。當他在布洛涅登陸時，他給幾個倫敦僕役穿上了法國軍裝，於是他們就儼然成了軍隊。在他的十二月十日會中，他搜羅了一萬個遊手好閒分子，要他們扮演人民，正像尼克．波頓扮演獅子一樣，當資產階級毫不違反法國演劇格式的迂腐規則，十分嚴肅地表演最純粹的喜劇時，當它一半被騙一半信服自己的大型政治歷史劇的莊嚴時，一個把喜劇僅僅看作喜劇的冒險家當然是要獲得勝利的。只有當他戰勝了盛裝的敵人，並且認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戴上拿破侖的面具裝作真正的拿破侖以後，他才會成為他自己的世界觀的犧牲品，成為一個不再把世界歷史看作喜劇而是把自己的喜劇看作世界歷史的認真的醜角。十二月十日會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種黨派戰鬥力量；它對於波拿巴的意義，正如國家工場對於社會主義工人，別動隊對於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意義一樣。在他巡遊期間，十二月十日會的會員們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車站，裝作迎駕的群眾，並表示人民的熱情，高叫“皇帝萬歲！”，侮辱和毆打共和黨人，──所有這些，當然都是在警察保護下幹出來的。在他返回巴黎的途中，這些人就充當了前衛，防止或驅散敵對性的示威遊行。十二月十日會屬於他，它是他創造出來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方面，他據為己有的東西，都是由於形勢關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過是形勢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別人的行為罷了。他公開地對資產者大打其關於秩序、宗教、家庭、財產的官腔，暗地裡卻依靠著舒夫特勒和斯皮格爾勃一流人的秘密團體，依靠著無秩序、賣淫和偷竊的團體，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會的歷史便是他本人的歷史。有一次破例地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有幾個秩序黨議員挨了十二月十日會會員的木棍。更有甚者，指派給國民議會負責它的保衛事宜的警官伊雍，根據一個名叫阿萊的人的口供向常任委員會報告，說十二月十日會的一個支部決定暗殺尚加爾涅將軍和國民議會議長杜班，並且已經指定了兇手。可以想象，杜班先生該是多麼驚恐。看來，議會對十二月十日會的調查，即對波拿巴秘密內幕的揭發，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在國民議會即將開會的時候，波拿巴卻早有戒備地解散了自己的這個團體，不過這種解散當然只是在紙面上，因為１８５１年底，警察局長卡爾利埃在一個詳盡的報告書中還白費氣力地勸他把十二月十日會真正解散。
當波拿巴還未能把國家軍隊變成十二月十日會時，十二月十日會仍然是他的私人軍隊。波拿巴在國民議會休會不久就在這方面作了初次的嘗試，而且用的是他剛剛從國民議會手中索取來的錢。他是一個宿命論者，相信有某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是人們特別是軍人們所抵抗不住的。而首先被他列入這種力量的就是雪茄煙和香檳酒，冷盤禽肉和蒜臘腸。所以他一開始就在愛麗舍宮的大廳裡用雪茄煙、香檳酒、冷盤禽肉和蒜臘腸款待了軍官和軍士。１０月３日他在聖莫閱兵時，又對軍隊採用了這種辦法；１０月１０日他在薩托裡閱兵時，又更大規模地重復了這種辦法。伯父回憶亞歷山大的遠征亞洲，侄子就回憶巴克科斯在同一地方的征伐。不錯，亞歷山大是半神，而巴克科斯卻是神，並且是十二月十日會的庇護神。
１０月３日檢閱後，常任委員會曾把陸軍部長奧普爾召來質問，後者保証這類違反紀律的事情不再發生。大家知道，波拿巴怎樣在１０月１０日履行了奧普爾的諾言。這兩次閱兵都是由巴黎軍隊總司令尚加爾涅擔任指揮的。這個尚加爾涅既是常任委員會的委員，又是國民自衛軍的司令官；既是１月２９日和６月１３日的“救星”，又是“社會中堅”；既是秩序黨的總統候選人，又是兩個王朝的意中的蒙克；他以前從來沒有承認自己是陸軍部長的部屬，一向公開嘲笑共和國憲法，以模棱兩可的高傲的庇護態度追逐著波拿巴。現在他卻熱烈地擁護軍紀，反對陸軍部長；擁護憲法，反對波拿巴了。當１０月１０日有一部分騎兵高呼“拿破侖萬歲！臘腸萬歲！”時，尚加爾涅竟作了安排，至少使他的朋友諾馬耶率領去受檢閱的步兵嚴守沉默。在波拿巴的慫恿下，陸軍部長為了懲罰諾馬耶將軍，以任命他為第十四和第十五師團的司令官為借口，解除了他在巴黎的職位。諾馬耶拒絕調換職務，因而被迫辭職。尚加爾涅於１１月２日發布命令，禁止軍隊在持軍械的情況下呼喊任何政治口號和進行任何示威。愛麗舍宮方面的報紙３３９攻擊尚加爾涅；秩序黨的報紙攻擊波拿巴；常任委員會接連不斷地召開秘密會議，會上一再提議宣布祖國處於危急狀態；軍隊好像已分裂為兩個敵對的陣營，有兩個敵對的總參謀部，一個在波拿巴的官邸愛麗舍宮，另一個在尚加爾涅的官邸土伊勒裡宮。看來只需國民議會召開會議來發出戰鬥的信號了。法國公眾對波拿巴和尚加爾涅之間這次糾紛的評判，和一位英國記者的評論相同，這位記者寫道：
“法國的政治女僕們正在用舊掃帚掃除革命的灼熱熔巖，而她們在這樣做的時候又互相爭吵得不可開交。”
這時，波拿巴急忙免除了陸軍部長奧普爾的職務，隨即把他派到阿爾及爾去，任命施拉姆將軍繼任陸軍部長。１１月１２日波拿巴向國民議會送去了一篇美國式的冗長咨文，其中充滿了瑣事，滲透著秩序的臭味，渴望調和，表示服從憲法，談論到所有一切，只是沒有談論到當前的緊急問題。他好像是順便指出，根據憲法的明確規定，軍隊的指揮權完全屬於總統。這篇咨文是以下面一段極其莊嚴的詞句結尾的：
“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我只受誓言約束，我將謹守這個誓言給我劃定的狹隘界限......至於我個人，我是人民選出的，我的權力完全是人民賦予的，我將永遠服從人民的合法表示的意志。如果你們在本屆會期中決定要修正憲法，那就由制憲議會來調整行政權的地位。否則人民將於１８５２年莊嚴地宣布自己的決定。可是不論將來的結局如何，我們總應該取得一種共識，永遠不讓一個偉大民族的命運由熱情、意外事故或暴力來主宰......我首先注意的問題不是弄清楚誰將在１８５２年治理法國，而是要運用我所能支配的時間使這個過渡時期不發生風波和亂子。我對諸位是開誠布公的。望你們以信任來回答我的誠意，以襄助來回答我的善念，其余的一切上帝會來照顧。”
資產階級的有禮貌的、偽善而溫和的、庸俗慈善的腔調，在十二月十日會的專權者兼聖莫和薩托裡的野餐英雄的口中，暴露了它那最深長的含義。
關於這種內心剖白是否值得信任的問題，秩序黨的衛戍官們總是心中有數的。誓言他們早已聽厭了，他們自己的人中間就有許多政治上發偽誓的老手和巧匠；不過關於軍隊的那一段話，他們倒沒有聽漏。他們憤懣地發覺：這個咨文非常煩瑣地列舉了最近頒布的各種法律，但是故意不提最重要的法律──選舉法；不僅如此，在不修改憲法的情況下，這個咨文把１８５２年的總統選舉委諸人民。選舉法是拴在秩序黨腳上的鉛球，妨礙他們行動，當然更妨礙他們沖擊！此外，波拿巴以正式解散十二月十日會和免除奧普爾的陸軍部長職務的手法，親手把替罪的羔羊獻到祖國的祭壇上。他把預期發生的尖銳衝突緩和了下來。最後，秩序黨自己也膽怯地竭力回避、緩和並抹殺和行政權發生的決定性的衝突。由於害怕失去在和革命進行鬥爭中所獲得的一切，它讓敵手攫取了它所獲得的果實。“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秩序黨從２月起就開始對革命這樣叫喊；現在波拿巴在他的咨文中又對秩序黨這樣叫喊。“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波拿巴採取了圖謀篡奪權位的行為，但是當秩序黨因為這種行為而吵吵嚷嚷並且神經過敏地加以解釋的時候，它就造成了“不安寧”。只要沒有人談到薩托裡的臘腸，這臘腸是根本不會說話的。“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所以波拿巴要求讓他安安靜靜地幹他的事情，而議會黨卻由於雙重的恐懼而動彈不得：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寧狀態，二怕自己在本階級即資產階級眼中成為造成不安寧的人。既然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所以秩序黨也就不敢用“戰爭”來回答波拿巴咨文中的“和平”了。公眾本來以為在國民議會開會時準有好戲看，結果是大失所望。反對派議員要求常任委員會交出它關於十月事件的記錄，但這個要求被多數否決了。人們根本規避一切可能激動人心的辯論。國民議會在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和１２月的工作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直到１２月底，才開始在議會的個別特權問題上爆發一場遊擊戰。自從資產階級以廢止普選權暫時避開了階級鬥爭的時候起，運動就淪為兩個權力之間為特權問題發生的小小的口角。
有一位人民代表，名叫莫甘，因負債被法庭判罪。司法部長魯埃在回答法院院長的詢問時宣稱，應當徑直下令把負債者拘捕起來。於是莫甘就被投入債務監獄。國民議會知道這種謀害行為時，大為憤懣。它不僅決定立即釋放被捕者，而且當晚□就通過自己的法警強制地把他從克利希監獄放出來了。可是，為了要証明自己信仰私有財產的神聖性，並且暗中打算將來在必要時能夠把討厭的山岳黨人安置到收容所去，國民議會又宣布說：在事先取得它的同意時，拘捕負債的人民代表是容許的。國民議會忘記宣布總統也可以因負債被捕入獄。國民議會把自己議員的不可侵犯權的最後一點影子都消滅無余了。
上面已經講過，警官伊雍根據一個名叫阿萊的人的供詞，告發了十二月十日會的一個支部陰謀暗殺杜班和尚加爾涅兩人的計劃。因此，議會總務官在第一次會議上就提議設立一種特殊的議會警察，由國民議會本身的預算中的經費維持，完全不受警察局長管轄。內務部長巴羅什提出了抗議，說這是一種侵害他的職權的行為。結果雙方達成了可憐的妥協，規定議會警官應由議會預算中的經費維持並由議會總務官任免，但是事先必須取得內務部長的同意。這時，政府已對阿萊提起訴訟，政府方面很容易就把阿萊的供詞宣布為憑空捏造，並通過公訴人的嘴把杜班、尚加爾涅、伊雍和整個國民議會嘲笑了一頓。然後，１２月２９日，巴羅什部長又寫信給杜班，要求把伊雍免職。國民議會委員會決定伊雍留任原職，可是國民議會由於自己在莫甘案件中採取了強制性的行動而忐忑不安，它習慣於在每次給行政權打擊後受到它兩次回擊，因此沒有批準這個決定。國民議會為酬答伊雍的忠誠盡職而免了伊雍的職，因而喪失了自己所享有的一種議會特權，但這種特權對它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它所要對付的那個人，不是一個夜間決定白天要幹什麼的人，而是一個白天作決定夜間就採取行動的人。
我們已經看到，國民議會在１１月和１２月間，總是極力避免和拒絕在重大的、迫切的問題上和行政權進行鬥爭。現在我們卻看到，它不得不為了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投入戰鬥。在處理莫甘案件時，它原則上已經允許逮捕負債的人民代表，不過有個條件，即這個原則只能運用於可惡的人民代表身上，它為了這種可恥的特權和司法部長發生了爭執。國民議會沒有利用關於有人準備謀殺杜班和尚加爾涅兩人的消息要求追查十二月十日會的活動，並在法國和歐洲面前徹底揭穿波拿巴作為巴黎流氓無產階級首領的真面目，它竟把衝突歸結為在警官應由誰任免的問題上跟內務部長的爭吵。這樣，我們就看到，秩序黨在這個時期內始終都因自己的模棱兩可的態度而不得不把自己反對行政權的鬥爭縮小為關於權限問題的無謂爭吵，變成吹毛求疵、無謂爭訟以及關於界限問題的爭論，把最無聊的形式問題變成了自己的活動的內容。當鬥爭具有原則意義，行政權真正名譽掃地，國民議會的事業成為國民的事業的時候，秩序黨不敢爭鬥，因為它如果要爭鬥，就會對國民發出一種進軍令，而發動國民正是它最害怕的事情。因此，在這種場合，它總是否決山岳黨的提案而轉入日常議程。當秩序黨已經放棄了大規模的鬥爭之後，行政權就靜待時機，以便有可能當鬥爭只具有可以說是議會性的局部的利害關系時，借一些無關緊要的理由重新開始這種鬥爭。那時秩序黨將發泄出滿腔的憤怒，那時它將拉開後台的幕布，揭開總統的面具，宣布共和國處境危急，然而那時它的熱情令人感到荒唐，鬥爭的理由是一種虛偽的口實或根本不值得鬥爭的東西。議會的風暴原來不過是一杯水中的風暴，鬥爭不過是陰謀，衝突不過是吵架。各革命階級都幸災樂禍地觀望著國民議會受屈辱，因為它們對國民議會的議會特權熱心的程度，和國民議會對社會自由熱心的程度一樣；同時，議會外的資產階級卻不了解，為什麼議會內的資產階級居然把時間浪費在這樣瑣碎的糾紛上，為什麼它竟這樣無聊地跟總統進行競爭，從而危害安寧。當大家都在等候作戰的時候進行媾和，而當大家都以為和約已經締結的時候卻又開始進攻，這種戰略把議會外的資產階級弄迷糊了。
１２月２０日，帕斯卡爾．杜普就發行金條彩票一事向內務部長提出質問。這彩票是“來自愛麗舍園的女兒”。波拿巴和他的親信把它獻給人世，而警察局長卡爾利埃則把它置於自己的正式保護之下，雖然法國的法律除了以救濟為目的的彩票外是禁止發行任何其他彩票的。彩票發行了７００萬張，每張一法郎，而所得純利據說是用來遣送巴黎的遊民到加利福尼亞去。一方面是為了用黃金夢來排除巴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夢想，用可望中頭彩的誘人幻景來驅除作為教義的勞動權。自然，巴黎的工人們沒有認出加利福尼亞的耀眼的金條就是從他們口袋裡騙去的無光彩的法郎。無論如何，這種彩票不過是一種騙局而已。妄想不離開巴黎就能發現加利福尼亞金礦的遊民，正是波拿巴本人和他的負債累累的親信。國民議會同意給他的３００萬法郎已經用光，無論如何總得重新填滿空虛的錢庫。波拿巴為建立所謂的工人村曾向全國募集捐款，並且他自己在認捐名冊上第一個認捐了一大筆款子，但他只是徒勞了一番。冷酷的資產者抱著不信任的態度等待他付出認捐的款子；而這筆款子自然是沒有付出，於是利用社會主義空中樓閣進行的投機把戲就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金條的成效較大。波拿巴和他的同謀者並不滿足於把７００萬法郎中扣除應兌現的金條以後的一部分純收益裝進自己的腰包，他們還制造了假彩票，同一個號碼的彩票發出了１０張、１５張以至２０張，──這真是十二月十日會的金融手段啊！這裡，國民議會所碰到的不是名義上的共和國總統，而是有血有肉的波拿巴。這裡，國民議會可以在他犯罪──不是違犯憲法，而是違犯刑法典──的現場把他當場捉住。如果說國民議會以轉入日常議程回答了杜普拉的質問，那麼，它這樣做不只是因為日拉丹要國民議會宣布自己“滿意”的提案提醒了秩序黨人想起他們自己的一貫的貪污行為。資產者，尤其是高升為政治家的資產者，總是用理論上的浮夸來彌補自己實踐上的卑下。資產者身為政治家時，也和同他相對立的國家權力一樣，就儼然成為至高無上之物，因而對他作鬥爭時，也只能採取高尚的莊嚴的方式。
波拿巴是一個浪盪人，是一個驕橫的流氓無產者，他比無恥的資產者有一個長處，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進行鬥爭。現在，在國民議會親手幫助他順利地走過了軍人宴會、閱兵、十二月十日會以及違犯刑法典等幾處很容易滑倒的地點以後，他看到，他可以由偽裝的防御轉為進攻的時刻已經到了。司法部長、陸軍部長、海軍部長和財政部長所遭到的那些小小的失敗，即國民議會借以表示憤懣的失敗，很少使波拿巴感到不安。他不僅阻止了部長們辭職，從而阻止了承認行政權服從議會。他現在已經能完成他在國民議會休會期間就已經開始做的事情：軍權和議會分立，把尚加爾涅免職。
愛麗舍宮的一家報紙發表了一個５月間似乎是向第一師團頒發的緊急命令（因而是出自尚加爾涅的命令），勸告軍官們遇有叛亂時不要寬容自己隊伍中的叛徒，要立刻將他們槍斃，並且不要按國民議會的要求派遣軍隊。１８５１年１月３日，內閣因這一緊急命令受到了質問。為了調查這一事件，內閣起初要求的限期是三個月，繼則一個星期，最後僅僅是二十四小時，國民議會要求立即予以解釋。尚加爾涅站起來聲明說：這個緊急命令從未下過。他並且補充說，他隨時都準備執行國民議會的要求；遇有衝突發生時，國民議會可以信賴他。國民議會以狂熱的鼓掌歡迎他的聲明，並對他投了信任票。國民議會既委身於一個將軍的私人保護之下，也就是放棄了權力，宣告自己的軟弱和軍隊的萬能；但是這位將軍弄錯了，因為他居然想把波拿巴只是封給他的權力交付給國民議會去反對同一個波拿巴，並且盼望從這個議會，從他的需要保護的被托管者那裡獲得保護。可是尚加爾涅相信資產階級從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起賦予他的那種神秘力量。他以為自己是和其他兩個國家權力相鼎立的第三個權力。他所遭遇到的命運，也和當代其他的英雄，更正確些說，和當代的聖者們所遭遇到的命運一樣，這些人物的偉大只在於他們的黨派故意替他們宣揚，而到局勢要求他們創造奇跡時，他們就顯得平庸無奇了。一般說來，不信神是這些假英雄和真聖者的死敵。因此他們對那些冷酷無情的諷刺者和譏笑者表示高尚的道義的憤懣。
當晚，內閣閣員們被召請到愛麗舍宮，波拿巴堅持要撤換尚加爾涅，五個閣員拒絕署名。《通報》宣布內閣危機，而秩序黨的報紙則以組織由尚加爾涅指揮的議會軍相威脅。根據憲法，秩序黨是有權這樣做的。它只要任命尚加爾涅為國民議會議長，並調來任何數量的軍隊來保護自己的安全就夠了。由於尚加爾涅實際上還統率著軍隊和巴黎國民自衛軍，並且正等待和軍隊一起被調用，所以秩序黨是可以更加放心地這樣做的。波拿巴派的報紙甚至還不敢否認國民議會直接調動軍隊的權利，提出這種法律上的問題在當前局勢下是不會有什麼成效的。軍隊將聽從國民議會調遣，這是可能的，要知道，波拿巴花了整整一個星期的時間才在巴黎找到兩位將軍（巴拉蓋．狄利埃和聖讓．丹熱利）願意在把尚加爾涅撤職的命令上簽名。但是秩序黨本身是否能在自己的隊伍中和議會裡找到通過這種決定所必需的票數，就很成問題了，要知道，過了一個星期就有２８６個議員脫離了秩序黨，而且山岳黨甚至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在最後的決定性的時刻還否決了這樣的提議。不過，衛戍官們這時也許還能發動他們黨內的群眾去建立豐功偉績，即藏身於槍林之後，並利用投到它陣營中的軍隊的幫助。可是，衛戍官先生們並沒有這樣做，１月６日晚上他們到愛麗舍宮去，希望用政治手段和論據規勸波拿巴放棄把尚加爾涅撤職的決定。勸誰就是承認誰是主事人。波拿巴由於衛戍官們的這種做法而增加了勇氣，１月１２日他任命了新內閣，舊內閣的首領富爾德和巴羅什兩人繼續留任。聖讓．丹熱利當了陸軍部長。《通報》１８５刊載了把尚加爾涅撤職的命令，他的職權劃分給指揮第一師團的巴拉蓋．狄利埃和指揮國民自衛軍的佩羅了。社會中堅退職了，這雖然並沒有使一塊瓦片從屋頂上掉下來，但是使交易所的行情上漲了。
秩序黨既然推開了由尚加爾涅作代表表示願意聽它指揮的軍隊，因而把這個軍隊永不復返地讓給了總統，這就表明資產階級已經喪失了統治的使命。議會制內閣已經不存在了。秩序黨現在既已喪失了控制軍隊和國民自衛軍的權力，那麼它還剩下什麼強制手段來同時保持議會用以統治人民的篡奪來的權力和議會用以防止總統侵犯的憲法的權力呢？什麼也沒有了。它現在只好求助於一些無力的原則，這些原則就連它自己也經常看作只是責成第三者遵守而使自己能更加從容行動的一般規則。我們所研究的時期，即秩序黨和行政權鬥爭的時期的前一部分，就以尚加爾涅被撤職和軍權落入波拿巴之手而結束。現在，兩個權力之間的戰爭已經正式宣布並且已在公開進行，不過是在秩序黨既失去武器又失去士兵以後罷了。國民議會已經沒有內閣，沒有軍隊，沒有人民，沒有社會輿論，從５月３１日通過選舉法起就不再是有主權的國民的代表者了，沒有眼睛，沒有耳朵，沒有牙齒，沒有一切，逐漸變成了一個舊法國高等法院，它讓政府去行動，自己則滿足於在事後發出嘮叨的抗議。
秩序黨以狂怒迎接了新的內閣。貝多將軍提醒大家記住常任委員會在議會休會期間的溫和態度，記住它由於過分慎重而拒絕把自己的議事記錄公布出來。這時內務部長自己也堅持公布這些記錄，因為這些記錄現在當然就像不新鮮的水一樣已經走味，它暴露不出任何新的事實，對於厭倦的公眾也不會有任何影響了。根據雷繆紮的建議，國民議會退回到自己的各委員會，任命了一個“非常措施委員會”。巴黎不越出自己平常生活的常軌一步，尤其是因為這時貿易繁榮，工廠開工，糧價低廉，食品豐富，儲蓄銀行每天都收到新存款。議會所喧嚷的“非常措施”，不過是在１月１８日通過了對內閣的不信任案罷了，而關於尚加爾涅將軍連提都沒有提到。秩序黨不得不這樣來提出自己的不信任案，是為了保証自己取得共和黨人的票數，因為在內閣的一切措施中共和黨人只讚成尚加爾涅被撤職一項，而秩序黨實際上也不能非難其余的措施，因為這些措施是它自己迫使內閣採取的。
１月１８日的不信任案以４１５票對２８６票通過，就是說，只是由於極端的正統派和奧爾良派同純粹共和黨人和山岳黨人的聯合才得以通過。這就証明，秩序黨不只失去了內閣，不只失去了軍隊，而且在自己和波拿巴的衝突中失去了自己的獨立的議會多數；由於狂熱地傾向妥協，由於害怕鬥爭，由於軟弱，由於顧及親屬而眷戀國家薪俸，由於指望獲得閣員的空缺（如奧迪隆．巴羅），由於那種經常使平庸的資產者為某種個人動機而犧牲本階級的總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義，一部分議員已經從秩序黨陣營中開了小差。波拿巴派的議員們從最初起就只是在對革命進行鬥爭時才依附於秩序黨。天主教黨的首領蒙塔朗貝爾在那時已經把他個人的勢力投到波拿巴方面，因為他已不相信議會黨的生命力了。最後，這個黨的首領們，奧爾良派的梯也爾和正統派的貝裡耶，不得不公開宣稱自己是共和派，不得不承認說，雖然他們的心是保皇派，而頭卻是共和派，議會制共和國是整個資產階級實行統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一句話，他們不得不在資產階級眼前把他們在議會背後繼續努力從事的復辟計謀咒罵為危險而愚蠢的陰謀。
１月１８日的不信任案是對內閣閣員的打擊，而不是對總統的打擊。可是撤換尚加爾涅的並不是內閣，而是總統。秩序黨不應當向波拿巴本人問罪嗎？不應當以他的復辟欲望作為罪名嗎？可是，這種復辟欲望只不過是補充了秩序黨自己的復辟欲望罷了。不應當以他在閱兵和十二月十日會中的陰謀活動作為罪名嗎？可是，秩序黨早已把這些問題埋葬在一堆日常議程下面了。不應當以他撤換了１月２９日和６月１３日的英雄，即撤換了１８５０年５月曾威脅遇有叛亂發生時就四處放火燒光巴黎的那個人作為罪名嗎？可是，秩序黨的山岳黨同盟者和卡芬雅克甚至根本不讓它以正式表示同情來把倒台的社會中堅扶起來。秩序黨自己不能否認總統擁有由憲法賦予他的撤換將軍的權力。秩序黨之所以氣憤，只是因為總統把自己由憲法賦予的權力當作反對議會的手段。可是，秩序黨自己豈不是也不斷地（特別是在廢除普選權時）把它的議會特權當作違犯憲法的手段嗎？因此，秩序黨只好嚴格地在議會範圍以內活動。１８４８年以來，在全歐洲大陸上流行著一種特殊的病癥，即議會迷，染有這種病癥的人就變成幻想世界的俘虜，失去一切理智，失去一切記憶，失去對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這種議會迷才可以說明，為什麼秩序黨在它已親手消滅了議會勢力的一切條件並在它反對其他階級的鬥爭中不得不消滅了這些條件之後，仍然把它的議會勝利看作勝利，並且以為打擊了總統的內閣閣員也就是打擊了總統本人。這樣，秩序黨只是讓總統得到一次機會在國民面前重新凌辱國民議會罷了。１月２０日，《通報》報道說，內閣全體辭職已被批準。波拿巴把已經沒有一個議會黨佔據多數（這點已由１月１８日的投票，即山岳黨和保皇黨聯合產生的果實所証明），而新的多數又尚待形成作為借口，任命了一個所謂的過渡內閣，其中沒有一個人是議會議員，全都是些毫不知名的和微不足道的人物，這是個純粹由一些聽差和司書組成的內閣。秩序黨現在可以把自己的精力花費在跟這些傀儡打交道上面了；而行政權則不再認為自己在國民議會中需要有什麼認真的發言人了。波拿巴的內閣閣員越是成為單純的啞配角，波拿巴就越是明顯地把全部行政權集中在他一人身上，越容易利用行政權來達到個人目的。
為了報復，秩序黨和山岳黨聯合在一起否決了給予總統１８０萬法郎補助金的提案，這個提案是由十二月十日會的首領命令他的聽差閣員們提出來的。這一次，問題是由不過１０２票的多數票決定的，由此可見，秩序黨從１月１８日以來又喪失了２７票；它的解體又進了一步。同時，為了使人不致對它和山岳黨聯合的用意發生絲毫懷疑，它甚至對１８９名山岳黨人所署名提出的關於大赦政治犯的議案不屑一顧。只要那個叫作瓦伊斯的內務部長出來聲明說，安寧只是表面的安寧，有人在加緊進行秘密鼓動，到處都有人組織秘密團體，民主報紙又準備重新出版，從各省傳來不利的消息，日內瓦的流亡者正在主持一個通過裡昂遍及法國南部全境的陰謀活動，法國處於工商業危機的前夜，魯貝市的廠主們縮短了工作時間，貝勒島的囚犯已經騷動起來──只要瓦伊斯這麼一個人喚來赤色幽靈，秩序黨不經討論就立刻否決一個將使國民議會獲得極大的聲望並迫使波拿巴重新投入它的懷抱的提案。秩序黨本來不應當被行政權所描繪的新騷動的遠景嚇住，而應當讓階級鬥爭有些活動余地，以便把行政權控制在從屬於自己的地位。可是，秩序黨沒有感覺到自己有能力擔負這種玩火的任務。
可是，所謂的過渡內閣卻一直勉強維持到４月中旬。波拿巴不斷地以組織新內閣的把戲來攪擾和愚弄國民議會。他時而表示要組織一個有拉馬丁和比約參加的共和黨內閣，時而表示要組織一個不免要有奧迪隆．巴羅（凡是需要有個易於愚弄的蠢才時總少不了他）參加的議會制內閣，時而又表示要組織一個有瓦蒂梅尼爾和貝努瓦．達濟參加的正統派內閣，時而又表示要組織一個有馬爾維爾參加的奧爾良派內閣。波拿巴用這種方法使秩序黨各派之間的關系處於緊張狀態，並以共和黨內閣的出現以及因此必然會使普選權恢復的遠景來恫嚇整個秩序黨，同時他又竭力讓資產階級相信，他組織議會制內閣的真誠努力由於保皇派集團的不調和態度而受挫。而資產階級呢，日益逼近的普遍商業危機越是給社會主義在城市中招募信徒，而低落得招致破產的糧價越是給社會主義在農村中招募信徒，它就越是響亮地要求“強有力的政府”，越是認為使法國陷於“沒有行政”的狀態是不可寬恕的。商業蕭條日益加重，失業者顯著增多，巴黎至少有一萬工人沒有飯吃，在魯昂、米盧斯、裡昂、魯貝、圖爾寬、聖艾蒂安、埃爾伯夫等地，無數的工廠停了工。在這種情況下，波拿巴就敢於在４月１１日恢復了１月１８日的內閣，除了魯埃、富爾德、巴羅什及其他先生們而外，還添進了萊昂．福適先生，這個福適先生曾因散發偽造的電訊而被制憲議會在最後幾天一致（除五個內閣閣員外）投了不信任票。這樣，國民議會在１月１８日取得了對內閣的勝利，它和波拿巴鬥了三個月，只不過是為了在４月１１日讓富爾德和巴羅什能夠把清教徒福適當作第三者接受到自己的內閣同盟中去而已。
１８４９年１１月，波拿巴滿足於非議會制內閣，１８５１年１月他滿足於超議會制內閣，而到４月１１日，他已經覺得有充分的力量來組織一個反議會制內閣了，這一內閣把兩個議會──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即共和派議會和保皇派議會所表示的不信任協調地結合在自己身上。內閣的這種演變，是議會可以用來測定其體溫下降的溫度計。這種體溫到４月底已經降得非常之低，甚至佩爾西尼能夠在私人談話中建議尚加爾涅投到總統方面去。他向尚加爾涅保証：波拿巴認為國民議會的勢力已經徹底消滅，並且已經擬定了預備在政變後發表的宣言，這個政變已經經過深思熟慮，只是由於偶然的原因才又延遲下來。尚加爾涅把這個訃告通知了秩序黨的首領們。但是誰會相信臭蟲咬人能致人於死命呢？議會雖然已經虛弱無力，完全瓦解，奄奄一息，但是它畢竟還不能使自己把和十二月十日會的小醜一般的頭子的決鬥看作一種不同於和臭蟲的決鬥。然而波拿巴像阿革西拉烏斯回答國王亞奇斯那樣回答了秩序黨：“你把我看作螞蟻，但是總有一天我會成為獅子的。”
秩序黨在徒勞地力圖保持軍權和奪回已經喪失的對於行政權的最高領導權時，不得不去跟山岳黨和純粹共和黨人進行聯合，這就確鑿地証明，秩序黨已經失去了獨立的議會多數。僅僅是日曆的力量、鐘表的時針，在５月２８日發出了秩序黨徹底瓦解的信號。５月２８日是國民議會生命的最後一個年頭的開始。國民議會現在必須解決一個問題：原封不動地保存憲法呢，還是把它加以修改。但是，修改憲法就不只意味著是資產階級統治還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統治，是民主主義還是無產階級無政府狀態，是議會制共和國還是波拿巴，而且意味著是奧爾良王朝還是波旁王朝！這樣，在議會內部就出現了厄裡斯的金蘋果，秩序黨內利益彼此矛盾的各個敵對派別將圍繞著它展開公開的鬥爭。秩序黨是各種不同社會成分的結合體。修改憲法的問題造成了一種政治熱度，它使這個產物重又分解為它原來的各個構成部分。
波拿巴派關心修改憲法的原因很簡單。他們首先想廢除禁止再度選舉波拿巴的第４５條和延長他的權力期限。共和派的立場也很簡單。他們無條件地反對任何修改，認為修改憲法是反對共和國的周密的陰謀。因為他們在國民議會中擁有１／４以上的票數，而依照憲法又必須要有３４的票數讚成才能合法地決定修改憲法和召集修改憲法的專門會議，所以他們只要計算一下自己的票數，就可以相信自己必獲勝利了。他們當時確實是相信自己一定要勝利的。
和這些明顯的立場相反，秩序黨陷入了無法解決的矛盾中。如果它拒絕修改憲法，它就會使現狀受到威脅，因為這樣就會使波拿巴只有使用暴力一個出路，並且會使法國在１８５２年５月的第二個星期日這個決定時刻聽任革命的無政府狀態擺布，那時，總統是失去了權力的總統，議會是早已沒有權力的議會，人民則是企圖重新爭得權力的人民。如果它投票支持按照憲法修改憲法，那麼它知道它的表決是枉然的，它的表決一定會被共和派按照憲法進行的否決所推翻，如果它違背憲法而宣布說只要有簡單多數通過就夠了，那麼它就只有在自己完全服從行政權的條件下才能希望制服革命；這樣它就把憲法、憲法的修改和它本身一並交給波拿巴掌握了。為延長總統權力而作局部的修改，將為帝制派篡奪權力開辟道路。為縮短共和國壽命而作全面的修改，又必然會引起各個王朝的要求之間的衝突，因為波旁王朝復辟的條件和奧爾良王朝復辟的條件不僅各不相同，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議會制共和國已不僅是法國資產階級中的兩派（正統派與奧爾良派，即大地產與工業）能夠平分秋色的中立地盤。它並且是他們共同進行統治的必要條件，是他們的共同階級利益借以支配資產階級各派的要求和社會其他一切階級的唯一的國家形式。作為保皇派，他們又重新陷入他們舊有的對抗狀態，卷入地產和金錢爭奪
我們已經說過，巴羅內閣是由正統派和奧爾良派組成的。這是秩序黨的內閣。波拿巴需要這個內閣，是為了要解散共和派制憲議會，實現對羅馬的征討，並摧毀民主派的力量。那時他好像躲到這個內閣背後，把政府權力讓給了秩序黨，戴上了路易－菲力浦時期報刊的責任發行人戴的謙虛的性格面具，即代理人戴的面具。現在他把面具丟掉了，因為這個面具已不是一塊使他能夠隱藏自己的面容的薄紗，而是已變成一個妨礙他顯示出自己的本來面目的鐵制面具了。他任命巴羅內閣，是要借秩序黨的名義驅散共和派的國民議會；他解散這個內閣，是要宣布他自己的名字和這個秩序黨的國民議會無關。
要解散巴羅內閣是不乏正當借口的。巴羅內閣在對待共和國總統這個和國民議會並存的權力時，甚至連必須遵守的禮節都忽視了。在國民議會休會期間，波拿巴發表了致埃德加．奈的信，其中好像是指責教皇的自由主義行動，正像他曾同制憲議會相對抗，發表了稱讚烏迪諾進攻羅馬共和國的信一樣。當國民議會表決遠征羅馬的撥款時，維克多．雨果從所謂的自由主義出發提起了這封信的問題。秩序黨在表示輕蔑和懷疑的叫聲下，根本埋葬了認為波拿巴的狂妄舉動可能有什麼政治意義的念頭。內閣閣員沒有一個人出來替波拿巴應戰。又一次，巴羅以他特有的空洞的熱情，在講壇上憤憤不平地講到據他說是在總統親信人物中進行的“可憎的陰謀”。最後，內閣從國民議會中為奧爾良公爵夫人爭得了寡婦撫恤金，卻堅決拒絕向國民議會提出增加總統薪俸的議案。在波拿巴身上，王位追求者和破產冒險家的身分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因此，認定他自己負有恢復帝國的使命這一偉大思想總是由認定法國人民負有替他償清債務的使命的另一偉大思想所補充。
巴羅─法盧內閣是波拿巴所成立的第一個同時又是最後一個議會制內閣。所以，這個內閣的解散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隨著這個內閣的解散，秩序黨就不可挽回地喪失了為維持議會制度所必需的支柱──掌握行政權。在法國這樣的國家裡，行政權支配著由５０多萬人組成的官吏大軍，也就是經常和絕對控制著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這裡，國家管制、控制、指揮、監視和監護著市民社會──從它那些最廣大的生活表現起，直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動止，從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個人的私生活止；在這裡，這個寄生機體由於非常的中央集權而無處不在，無所不知，並且極其敏捷、極其靈活，同時現實的社會機體卻又是極無自動性、極其軟弱、極不固定；在這樣一個國家裡，十分明顯，國民議會如果不同時簡化國家管理，不盡可能縮減官吏大軍，最後，如果不讓市民社會和輿論界創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權力的機關，那麼它一旦失掉分配閣員位置的權限，也就失掉任何實際影響了。但是，法國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恰恰是和保持這個龐大而分布很廣的國家機器最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它在這裡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並且以國家薪俸形式來補充它用利潤、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獲得的東西。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強壓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國家政權的經費和人員，同時又不斷地進行反對社會輿論的戰爭，並由於猜疑而去摧殘和麻痹獨立的社會運動機關，如果不能把它們根本割掉的話。這樣，法國資產階級的階級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壞一切議會權力、包括它自己的議會權力的存在條件，另一方面則使得與它相敵對的行政權成為不可克制的權力。
新內閣叫作奧普爾內閣。這並不是說奧普爾將軍得到了內閣總理的職位。自從巴羅免職時起，波拿巴甚至廢除了這個職位，因為事實上這個職位使共和國總統成為在法律上微不足道的立憲君主，這個立憲君主沒有王位和王冠，沒有權杖和寶劍，沒有不被追究責任的特權，沒有世襲的最高國家權位，而最壞的是沒有皇室費。奧普爾內閣裡只有一個人擁有議員頭銜，這就是高利貸者富爾德，他是金融貴族中惡名昭彰的一個。財政部長的位置就落到他手上。只要看看巴黎交易所的行市表，就可以看出，從１８４９年１１月１日起，法國的証券是隨著波拿巴的股票的漲跌而漲跌的。這樣波拿巴在交易所中找到了同盟者，同時又以任命卡爾利埃為巴黎警察局長而把警察抓到自己手裡。
可是，內閣更迭的後果，只有在事變繼續發展的進程中才能顯露出來。波拿巴暫時只向前進了一步，好像是為了更清楚地表明自己被拋到後面去了。他送了一份粗魯的咨文以後，接著就極為卑屈地表示聽命於國民議會。每當內閣閣員們敢於小心翼翼地試圖把他們個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制定成法案的時候，他們好像只是迫於本身地位違心地執行他們事先已確信不會有什麼效果的滑稽的委托。每當波拿巴在內閣閣員們背後泄露出他的意圖並玩弄他的“拿破侖觀念”的時候，他的內閣閣員就在國民議會的講壇上表示不同意他的主張。看來他說出篡奪權位的欲望，只是為了使他的敵人們的幸災樂禍的笑聲不致沉寂下去。他扮演了一個不被賞識而被全世界當作傻瓜的天才角色。他從來還沒有像這個時期這樣遭到一切階級的極度的輕蔑。資產階級從來還沒有這樣絕對地統治過，從來還沒有這樣高傲地炫耀過自己的統治的象征物。
我的任務不是在這裡敘述資產階級立法活動的歷史。它的立法活動在這個時期只限於制定兩個法律：一個是恢復葡萄酒稅的法律，另一個是廢除無神思想的教育法。當法國人難以喝上葡萄酒的時候，真正的生命之水卻供應得更加充裕。資產階級以葡萄酒稅的法律宣布了舊時的可恨的法國稅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時又力圖以教育法使群眾保存他們能夠容忍這一稅制的舊時的心境。有人感到奇怪，為什麼奧爾良派，自由派資產者，這些伏爾泰主義和折衷派哲學的老信徒們，竟把指導法國人的精神的工作，委托給他們的世仇耶穌會去擔任。可是，奧爾良派和正統派在王位追求者這個問題上雖然有分歧，但是他們雙方都懂得，他們的共同統治要求把兩個時期的壓迫手段結合起來，七月王朝時期的奴役手段必須用復辟時期的奴役手段來補充和加強。
農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們一方面比任何時候都苦於糧價低落，另一方面又苦於賦稅和抵押債務日益加重，於是他們在各省開始騷動起來。他們所得到的答復是迫害教師，使他們服從於僧侶，迫害鎮長，使他們服從於縣官，最後是施行控制一切人的偵探制度。在巴黎和各大城市，反動派本身具有自己時代的特征，挑舋行為多於壓制。在鄉村，反動派卑鄙齷齪，瑣碎小氣，可惡可厭，一句話，就是憲兵。顯然，受過牧師制度祝福的憲兵制度三年來對愚昧的群眾的腐蝕該是多麼深。
雖然秩序黨在國民議會講壇上熱情奔放，大發議論反對少數派，但是它的言詞始終是單音節的，正如基督徒“是，就說是，不，就說不”一樣！不論是講壇上或報刊上的言論，都很單調，和預先知道答案的謎語一樣平淡無味。不管是談請願權還是葡萄酒稅，不管是談新聞出版自由還是貿易自由，不管是談俱樂部還是市政機構，也不管是談保障人身自由還是決定國家預算，發出的口號總是一樣，題目總是一個，判詞總是早已準備妥帖而且總是一成不變地說：“社會主義！”甚至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也被宣布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教育也被宣布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財政改革也被宣布為社會主義。在已有運河的地方建築鐵路也是社會主義，用木棍抵御刀劍的襲擊也是社會主義。
這並不只是一句空話、一種時髦或一種黨派鬥爭手腕。資產階級正確地了解到，它為反對封建制度而鍛造出來的各種武器都倒過來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創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轉過來反對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創造的所有的神都離棄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謂的市民自由和進步機關，都侵犯它的階級統治，並且既威脅它的社會基礎，又威脅它的政治上層，因此這些東西就成了“社會主義的”了。在這種威脅和這種侵犯中，它正確地看出了社會主義的秘密，所以它對於社會主義的意義和趨勢的評價，就比所謂的社會主義自己對自己的評價更正確些。而這種所謂的社會主義因此也就不能了解，為什麼資產階級對它一味表示反對──不管它是在為人類的痛苦感傷地哭泣，不管它是在宣揚基督的千年王國和博愛，也不管它是在用人道主義態度漫談精神、教育和自由，或是在空泛地臆造一切階級的協調和幸福的制度。資產階級只是沒有了解到一點：如果推論下去，那麼它自己的議會制度，它的整個政治統治，現在也應該被普遍指責為社會主義的東西了。當資產階級的統治還沒有充分組織起來，還沒有獲得自己的純粹的政治表現時，其他各個階級的對抗也不能以純粹的形式出現，而在出現這一對抗的地方，它也不能實現那種使一切反對國家政權的鬥爭轉化為反對資本的鬥爭的危險轉變。既然資產階級認為任何一種社會生活表現都危害“安寧”，那麼它又怎能希望在社會上層保持不安寧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個──照它的一位發言人的說法──生存在鬥爭中並且靠鬥爭生存的議會制度呢？靠辯論生存的議會制度怎能禁止辯論呢？既然這裡每種利益、每種社會措施都被變成一般的思想，並被當作一種思想來討論，那麼在這種條件下怎麼能把某種利益、某種措施當作一種高出思維的東西而強使人們把它當作信條來接受呢？發言人在講壇上的鬥爭，引起了報界低級作家的鬥爭；議會中的辯論俱樂部必然要由沙龍和酒館中的辯論俱樂部來補充；議員們經常訴諸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請願書中表示自己的真正的意見。既然議會制度將一切事情交給大多數決定，那麼議會以外的大多數又怎能不想作決定呢？既然你們站在國家的頂峰上拉提琴，那麼站在下面的人跟著跳舞不正是意料之中的事嗎？
總之，既然資產階級把它從前當作“自由主義”頌揚的東西指責為“社會主義”，那麼它就是承認它本身的利益要求它逃避自身統治的的危險；要恢復國內的安寧，首先必須使它的資產階級議會安靜下來，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會權力，就應該摧毀它的政治權力；只有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在政治上注定同其他階級一樣毫無價值，個別資產者才能繼續剝削其他階級，安逸地享受財產、家庭、宗教和秩序；要挽救它的錢包，必須把它頭上的王冠摘下，而把保護它的劍像達摩克利斯劍一樣地懸在它自己的頭上。
在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方面，國民議會表現得非常無能。例如１８５０年冬季開始的關於修築巴黎─阿維尼翁鐵路問題的討論，直到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還沒有結果。只要國民議會不從事壓迫，不進行反動活動，它就患了不可救藥的不妊之症。
當波拿巴的內閣一部分人倡議制定符合秩序黨精神的法律，一部分人還在夸大這些法律在實施和運用中的殘酷性的時候，波拿巴本人卻企圖以一些幼稚荒唐的提案來博得聲望，強調自己對於國民議會的敵意，並暗示有某種神秘的藏寶處，只是由於環境的阻礙暫時還不能把所藏的財寶奉獻給法國人民。例如，給下級軍官每天增加四個蘇的津貼的提案，以及為工人創設信譽貸款銀行的提案。金錢的饋贈和金錢的借貸，這就是他希望用以誘惑群眾的遠景。饋贈和貸款，這就是顯貴的和卑賤的流氓無產階級的財政學。波拿巴所善於運用的妙訣只此而已。從來還沒有一個王位追求者像他這樣庸俗地利用群眾的庸俗習氣來進行投機勾當。
國民議會眼看著波拿巴這樣明明白白地企圖靠損害它來博取聲望，眼看著這個被債主催逼而又毫無值得珍惜的聲譽的冒險家越來越可能幹出某種極冒險的勾當，曾不止一次地表示狂怒。秩序黨和總統之間的分歧已經帶有危險性質，一個出乎意料的事件又迫使總統懷著懺悔的心情重新投入秩序黨的懷抱。我們指的是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０日的補選。這次選舉是為了填補六月十三日事變後被監禁或驅逐出國的議員所空下來的席位。巴黎只選了社會民主派的候選人，並且絕大部分選票都投給了參加過１８４８年六月起義的德弗洛特。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巴黎小資產階級，就這樣報復了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的失敗。看來，小資產階級在危急關頭離開戰場，只是為了要在順利的情況下以更大的戰鬥力量和更勇敢的戰鬥口號重新進入戰場。看來有一種情況更加重了這次選舉勝利的危險性。軍隊在巴黎投票選舉了六月起義的一個參加者來對抗波拿巴的內閣閣員拉伊特，而在各省，軍隊中大部分人投了山岳黨２５人的票，山岳黨人在這些地方雖然不像在巴黎那樣佔有絕對優勢，但也比對手佔了優勢。
波拿巴突然看到自己又面對著革命了。和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及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一樣，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０日他又躲到秩序黨背後去了。他屈服了，他怯懦地請罪，表示決心遵照議會多數的意旨來組織任何一個內閣，他甚至懇求奧爾良派和正統派的首領們，梯也爾們、貝裡耶們、布羅伊們和摩萊們，一句話，就是懇求所謂的衛戍官們親自掌握政權。秩序黨未能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它不但沒有大膽地抓住這個送到手上的政權，甚至也沒有強迫波拿巴恢復他在１１月１日所解散的內閣；它滿足於用自己的寬恕羞辱波拿巴，並使巴羅什先生加入奧普爾內閣。這個巴羅什作為公訴人曾經在布爾日最高法院上瘋狂地攻擊過五月十五日事件中的革命者和六月十三日事件中的民主派，兩次都指控他們危害國民議會。以後波拿巴的任何一個內閣閣員，都沒有再敢像巴羅什那樣蔑視國民議會，而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以後，我們發現，他又得到了參議院副議長這個官高祿厚的職位。他把痰吐在革命者的菜湯中，為的是讓波拿巴能夠把它喝掉。
社會民主派這方面似乎只是在尋找借口，以便再度使自己的勝利成為問題並削弱這一勝利的意義。巴黎新選出的議員之一維達爾，同時在斯特拉斯堡也當選了。他被說服放棄巴黎的選舉而接受了斯特拉斯堡的選舉。這樣，民主派就沒有把自己在投票站的勝利變成最終的勝利，從而激起秩序黨立刻在議會中對這個勝利提出異議，它沒有迫使對手在人民熱情高昂和軍隊情緒良好的時機出來鬥爭，反而在３月和４月間用新的競選把巴黎弄得疲憊不堪，使人民的激昂的感情在這一新的臨時競選把戲中消耗掉，使革命的精力滿足於憲制的成就，把革命精力浪費於細小的攻訐、空洞的宣言和表面的運動，讓資產階級集合起來並作好準備，最後，以４月補選的感傷主義的注釋（歐仁．蘇當選）減弱了３月選舉的意義。一句話，社會民主派讓３月１０日受了４月愚人節的愚弄。
議會中的多數派了解自己對手的弱點。因為波拿巴讓多數派領導和負責攻擊，多數派的１７個衛戍官制定了新選舉法，法案的報告人是要求這種榮譽的福適先生。５月８日，福適提出了這個法案，其內容是要廢除普選權，並規定選舉人必須在他們所在的選區內居住３年，最後，工人在選區的居住年限應由他們的雇主來作証。
民主派在憲制選舉鬥爭時期曾滿懷革命的激情，當現在應該拿起武器來証明自己的選舉勝利的重大意義的時候，他們卻以憲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揚莊嚴的寧靜（ｃａｌｍｅ ｍａｊｅｓｔｕｅｕｘ）和合法行為，也就是盲目地服從自封為法律的反革命勢力的意志。在辯論的時候，山岳黨力圖羞辱秩序黨，以一個遵守法制的正直庸人的冷漠態度來對抗它的革命熱情，嚴厲責備它的革命行為，從而把它置於死地。甚至新當選的議員們也極力想以自己的謹慎而有禮的舉動來向大家証明：責罵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和把他們的當選解釋成革命的勝利，是一種怎樣的誤解。５月３１日，新選舉法通過了。山岳黨把抗議書塞進總統的衣袋裡就心滿意足了。繼選舉法之後又通過了一個徹底消滅革命報刊的新的新聞出版法。革命報刊遭到這種厄運是應該的。在這場大洪水以後，革命的最前哨就只剩下《國民報》和《新聞報》這兩個資產階級的報紙了。
我們已經看到，民主派的領袖們在３月和４月間曾竭力把巴黎人民拖入虛構的鬥爭，而他們在５月８日以後又竭力阻止巴黎人民進行實際的鬥爭。此外，我們還不應當忘記，１８５０年是少有的工商業繁榮的年頭，所以當時巴黎的無產階級有充分就業的機會。可是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日的選舉法根本剝奪了無產階級參政的權利，甚至斷絕了他們接近戰場的機會。這個法律使工人回復到他們在二月革命以前所處的賤民地位。面對著這樣的事變，他們卻讓民主派來駕馭自己，為了一時的安逸而忘記了自己階級的革命利益，他們放棄了作為致勝力量的光榮，屈服於自己的命運，並且表明，１８４８年６月的失敗使他們長期喪失了戰鬥能力，最近的歷史進程又要撇開他們而向前發展。至於在６月１３日曾大嚷大叫“只要敢動一動普選權，那就對他不客氣！”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現在他們卻自慰說：反革命給他們的打擊根本不是打擊，而５月３１日的法律也根本不是法律。在１８５２年５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每個法國人都將一手拿著選票，一手拿著利劍來到投票站。他們用這樣的預言來安慰自己。最後，軍隊為了１８５０年３月和４月的選舉而受到上級的處罰，正如他們曾經為了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９日的選舉而受到處罰一樣。可是這次軍隊堅決地對自己說：“第三次我們再不會上革命的當了！”
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日的法律，是資產階級的政變。資產階級過去所有各次對革命的勝利，都只具有臨時的性質。只要現屆國民議會一退出舞台，這些勝利就成為問題了。這些勝利是取決於新的普選中的偶然情況的，而自從１８４８年以來，選舉的歷史已經無可辯駁地証明，資產階級的實際統治越強大，它對人民群眾的精神統治就越軟弱。普選權在３月１０日直接表明反對資產階級的統治，資產階級就以取消普選權進行了報復。所以，５月３１日的法律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必然表現。另一方面，按憲法規定，共和國總統的當選至少要有２００萬票才算有效。如果總統候選人中沒有一個人獲得這個最低限度的票數，國民議會就有權從得票最多的三個候選人中選出一個來當總統。當制憲議會制定這個法律的時候，選民冊中共有１０００萬選民。所以，按照這個法律，只要取得佔選民總數１５的票數，總統當選就算有效了。５月３１日的法律至少從選民冊中勾銷了３００萬個選民，這樣就把選民人數減低到７００萬人，但是當選總統需要獲得２００萬選票的法定最低限額卻依然保留著。這樣一來，法定的最低限額就從總選票的１／５幾乎提高到１／３。換句話說，這個法律用盡一切辦法把總統選舉從人民手裡暗中轉到國民議會手裡。總之，秩序黨好像是用５月３１日的選舉法加倍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因為它已經把國民議會議員的選舉和共和國總統的選舉轉交給社會的保守部分了。
革命危機剛一過去，普選權剛一廢止，國民議會和波拿巴之間的鬥爭就重新爆發了。
憲法規定發給波拿巴的薪俸是每年６０萬法郎。他就職後不到半年功夫，就把這個數額增加了一倍，因為奧迪隆．巴羅硬要制憲議會每年發給６０萬法郎的津貼作為所謂交際費。在６月１３日以後，波拿巴也曾提出過同樣的要求，可是巴羅這次並沒有聽從。現在，在５月３１日以後，波拿巴立即利用這個有利的時機，通過他的內閣閣員們向國民議會要求每年發給３００萬法郎的皇室費。長期的流浪生活使這個冒險家長出非常發達的觸角，他能探知可能向資產者勒索金錢的時機，他採取了十足的敲詐手段。國民議會在他的協助和同意下污辱了人民的主權。他威脅說，如果國民議會不鬆開錢袋，不以每年３００萬法郎來買他的沉默，他就要向人民法庭告發國民議會的犯罪行為。國民議會剝奪了３００萬法國人的選舉權，他要求把每一個不流通的法國人換成一個流通的法郎，正好是３００萬法郎。他是由６００萬人選出來的，他要求賠償他在事後被剝奪掉的票數。國民議會的委員會拒絕了這種厚顏無恥的要求。波拿巴派的報紙進行威脅。國民議會能夠在它根本徹底和國民群眾決裂的時候又同共和國總統決裂嗎？國民議會雖然否決了每年的皇室費，但同意一次增發２１６萬法郎。國民議會既已答應給錢，同時又以自己的煩惱表明自己這樣做是出於不得已，因而就暴露了雙倍的軟弱。波拿巴為什麼需要這筆款子，我們往後就可以看到。在廢除普選權後，接踵而至的是令人氣惱的尾聲，在這尾聲當中波拿巴對於篡權的議會的態度已經從３月和４月危機時期的恭順平和變成了挑戰式的驕橫，而國民議會在這個尾聲後卻休會三個月，從８月１１日到１１月１１日。它在休會期間留下了一個由２８人組成的常任委員會，代行它的職能。這其中沒有一個波拿巴分子，但是有幾個溫和的共和派。１８４９年的常任委員會完全是由秩序黨和波拿巴分子組成的。但是，那時是秩序黨以革命的經常反對者自命，現在則是議會制共和國以總統的經常反對者自命了。５月３１日的法律通過後，秩序黨要對付的只是這個敵手了。
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國民議會復會的時候，過去國民議會和總統之間的一些小小的衝突看來勢必要轉化為兩個權力之間的大規模的無情戰鬥，轉化為兩個權力之間的你死我活的鬥爭。
同１８４９年間一樣，這一年議會休會期間，秩序黨又分解成了各個派別，每一派別都忙於自己的復辟陰謀，這種陰謀因路易－菲力浦之死而更加活躍起來。正統派的國王亨利五世，甚至任命了一個組織完備的內閣駐在巴黎，其中有幾個常任委員會委員參加。因此，波拿巴也有理由巡遊法國各省，並按照他所幸臨的每個城市的情緒，或者隱晦地或者公開地吐露自己的復辟計劃，為自己張羅選票。波拿巴的這次巡遊，自然被大型的官方報紙──《通報》和小型的波拿巴私人通報捧作勝利的遊行，在這次巡遊期間，到處都有十二月十日會２４３的會員們隨駕陪行。這個團體在１８４９年就成立了。它名義上是個慈善會，實際上是由巴黎流氓無產階級組成的一些秘密宗派，每一個宗派都由波拿巴的走狗們領導，總領導人是一個波拿巴派的將軍。在這個團體裡，除了一些生計可疑和來歷不明的破落放盪者，除了資產階級中的敗類和冒險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釋放的刑事犯、脫逃的勞役犯、騙子、賣藝人、遊民、扒手、玩魔術的、賭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賣唱的、揀破爛的、磨刀的、補鍋的、叫化子，一句話，就是被法國人稱作浪盪遊民的那個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處漂泊的人群。波拿巴把這些跟他同類的分子組成十二月十日會即“慈善會”的核心，因為這個團體的所有成員都和波拿巴一樣感到自己需要靠國內的勞動群眾來周濟。波拿巴是流氓無產階級的首領，他只有在這些流氓無產者身上才能重新找到他自己的個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這些由所有各個階級中淘汰出來的渣滓、殘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絕對能夠依靠的唯一的階級，這就是真實的波拿巴，不加掩飾的波拿巴。他這個老姦巨猾的痞子，把各國人民的歷史生活和他們所演出的大型政治歷史劇，都看作最鄙俗的喜劇，看作專以華麗的服裝、辭藻和姿勢掩蓋最鄙陋的污穢行為的化裝舞會。例如，在進攻斯特拉斯堡時，一只受過訓練的瑞士兀鷹就扮演了拿破侖之鷹的角色。當他在布洛涅登陸時，他給幾個倫敦僕役穿上了法國軍裝，於是他們就儼然成了軍隊。在他的十二月十日會中，他搜羅了一萬個遊手好閒分子，要他們扮演人民，正像尼克．波頓扮演獅子一樣，當資產階級毫不違反法國演劇格式的迂腐規則，十分嚴肅地表演最純粹的喜劇時，當它一半被騙一半信服自己的大型政治歷史劇的莊嚴時，一個把喜劇僅僅看作喜劇的冒險家當然是要獲得勝利的。只有當他戰勝了盛裝的敵人，並且認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戴上拿破侖的面具裝作真正的拿破侖以後，他才會成為他自己的世界觀的犧牲品，成為一個不再把世界歷史看作喜劇而是把自己的喜劇看作世界歷史的認真的醜角。十二月十日會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種黨派戰鬥力量；它對於波拿巴的意義，正如國家工場對於社會主義工人，別動隊對於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意義一樣。在他巡遊期間，十二月十日會的會員們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車站，裝作迎駕的群眾，並表示人民的熱情，高叫“皇帝萬歲！”，侮辱和毆打共和黨人，──所有這些，當然都是在警察保護下幹出來的。在他返回巴黎的途中，這些人就充當了前衛，防止或驅散敵對性的示威遊行。十二月十日會屬於他，它是他創造出來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方面，他據為己有的東西，都是由於形勢關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過是形勢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別人的行為罷了。他公開地對資產者大打其關於秩序、宗教、家庭、財產的官腔，暗地裡卻依靠著舒夫特勒和斯皮格爾勃一流人的秘密團體，依靠著無秩序、賣淫和偷竊的團體，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會的歷史便是他本人的歷史。有一次破例地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有幾個秩序黨議員挨了十二月十日會會員的木棍。更有甚者，指派給國民議會負責它的保衛事宜的警官伊雍，根據一個名叫阿萊的人的口供向常任委員會報告，說十二月十日會的一個支部決定暗殺尚加爾涅將軍和國民議會議長杜班，並且已經指定了兇手。可以想象，杜班先生該是多麼驚恐。看來，議會對十二月十日會的調查，即對波拿巴秘密內幕的揭發，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在國民議會即將開會的時候，波拿巴卻早有戒備地解散了自己的這個團體，不過這種解散當然只是在紙面上，因為１８５１年底，警察局長卡爾利埃在一個詳盡的報告書中還白費氣力地勸他把十二月十日會真正解散。
當波拿巴還未能把國家軍隊變成十二月十日會時，十二月十日會仍然是他的私人軍隊。波拿巴在國民議會休會不久就在這方面作了初次的嘗試，而且用的是他剛剛從國民議會手中索取來的錢。他是一個宿命論者，相信有某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是人們特別是軍人們所抵抗不住的。而首先被他列入這種力量的就是雪茄煙和香檳酒，冷盤禽肉和蒜臘腸。所以他一開始就在愛麗舍宮的大廳裡用雪茄煙、香檳酒、冷盤禽肉和蒜臘腸款待了軍官和軍士。１０月３日他在聖莫閱兵時，又對軍隊採用了這種辦法；１０月１０日他在薩托裡閱兵時，又更大規模地重復了這種辦法。伯父回憶亞歷山大的遠征亞洲，侄子就回憶巴克科斯在同一地方的征伐。不錯，亞歷山大是半神，而巴克科斯卻是神，並且是十二月十日會的庇護神。
１０月３日檢閱後，常任委員會曾把陸軍部長奧普爾召來質問，後者保証這類違反紀律的事情不再發生。大家知道，波拿巴怎樣在１０月１０日履行了奧普爾的諾言。這兩次閱兵都是由巴黎軍隊總司令尚加爾涅擔任指揮的。這個尚加爾涅既是常任委員會的委員，又是國民自衛軍的司令官；既是１月２９日和６月１３日的“救星”，又是“社會中堅”；既是秩序黨的總統候選人，又是兩個王朝的意中的蒙克；他以前從來沒有承認自己是陸軍部長的部屬，一向公開嘲笑共和國憲法，以模棱兩可的高傲的庇護態度追逐著波拿巴。現在他卻熱烈地擁護軍紀，反對陸軍部長；擁護憲法，反對波拿巴了。當１０月１０日有一部分騎兵高呼“拿破侖萬歲！臘腸萬歲！”時，尚加爾涅竟作了安排，至少使他的朋友諾馬耶率領去受檢閱的步兵嚴守沉默。在波拿巴的慫恿下，陸軍部長為了懲罰諾馬耶將軍，以任命他為第十四和第十五師團的司令官為借口，解除了他在巴黎的職位。諾馬耶拒絕調換職務，因而被迫辭職。尚加爾涅於１１月２日發布命令，禁止軍隊在持軍械的情況下呼喊任何政治口號和進行任何示威。愛麗舍宮方面的報紙３３９攻擊尚加爾涅；秩序黨的報紙攻擊波拿巴；常任委員會接連不斷地召開秘密會議，會上一再提議宣布祖國處於危急狀態；軍隊好像已分裂為兩個敵對的陣營，有兩個敵對的總參謀部，一個在波拿巴的官邸愛麗舍宮，另一個在尚加爾涅的官邸土伊勒裡宮。看來只需國民議會召開會議來發出戰鬥的信號了。法國公眾對波拿巴和尚加爾涅之間這次糾紛的評判，和一位英國記者的評論相同，這位記者寫道：
“法國的政治女僕們正在用舊掃帚掃除革命的灼熱熔巖，而她們在這樣做的時候又互相爭吵得不可開交。”
這時，波拿巴急忙免除了陸軍部長奧普爾的職務，隨即把他派到阿爾及爾去，任命施拉姆將軍繼任陸軍部長。１１月１２日波拿巴向國民議會送去了一篇美國式的冗長咨文，其中充滿了瑣事，滲透著秩序的臭味，渴望調和，表示服從憲法，談論到所有一切，只是沒有談論到當前的緊急問題。他好像是順便指出，根據憲法的明確規定，軍隊的指揮權完全屬於總統。這篇咨文是以下面一段極其莊嚴的詞句結尾的：
“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我只受誓言約束，我將謹守這個誓言給我劃定的狹隘界限......至於我個人，我是人民選出的，我的權力完全是人民賦予的，我將永遠服從人民的合法表示的意志。如果你們在本屆會期中決定要修正憲法，那就由制憲議會來調整行政權的地位。否則人民將於１８５２年莊嚴地宣布自己的決定。可是不論將來的結局如何，我們總應該取得一種共識，永遠不讓一個偉大民族的命運由熱情、意外事故或暴力來主宰......我首先注意的問題不是弄清楚誰將在１８５２年治理法國，而是要運用我所能支配的時間使這個過渡時期不發生風波和亂子。我對諸位是開誠布公的。望你們以信任來回答我的誠意，以襄助來回答我的善念，其余的一切上帝會來照顧。”
資產階級的有禮貌的、偽善而溫和的、庸俗慈善的腔調，在十二月十日會的專權者兼聖莫和薩托裡的野餐英雄的口中，暴露了它那最深長的含義。
關於這種內心剖白是否值得信任的問題，秩序黨的衛戍官們總是心中有數的。誓言他們早已聽厭了，他們自己的人中間就有許多政治上發偽誓的老手和巧匠；不過關於軍隊的那一段話，他們倒沒有聽漏。他們憤懣地發覺：這個咨文非常煩瑣地列舉了最近頒布的各種法律，但是故意不提最重要的法律──選舉法；不僅如此，在不修改憲法的情況下，這個咨文把１８５２年的總統選舉委諸人民。選舉法是拴在秩序黨腳上的鉛球，妨礙他們行動，當然更妨礙他們沖擊！此外，波拿巴以正式解散十二月十日會和免除奧普爾的陸軍部長職務的手法，親手把替罪的羔羊獻到祖國的祭壇上。他把預期發生的尖銳衝突緩和了下來。最後，秩序黨自己也膽怯地竭力回避、緩和並抹殺和行政權發生的決定性的衝突。由於害怕失去在和革命進行鬥爭中所獲得的一切，它讓敵手攫取了它所獲得的果實。“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秩序黨從２月起就開始對革命這樣叫喊；現在波拿巴在他的咨文中又對秩序黨這樣叫喊。“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波拿巴採取了圖謀篡奪權位的行為，但是當秩序黨因為這種行為而吵吵嚷嚷並且神經過敏地加以解釋的時候，它就造成了“不安寧”。只要沒有人談到薩托裡的臘腸，這臘腸是根本不會說話的。“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所以波拿巴要求讓他安安靜靜地幹他的事情，而議會黨卻由於雙重的恐懼而動彈不得：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寧狀態，二怕自己在本階級即資產階級眼中成為造成不安寧的人。既然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所以秩序黨也就不敢用“戰爭”來回答波拿巴咨文中的“和平”了。公眾本來以為在國民議會開會時準有好戲看，結果是大失所望。反對派議員要求常任委員會交出它關於十月事件的記錄，但這個要求被多數否決了。人們根本規避一切可能激動人心的辯論。國民議會在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和１２月的工作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直到１２月底，才開始在議會的個別特權問題上爆發一場遊擊戰。自從資產階級以廢止普選權暫時避開了階級鬥爭的時候起，運動就淪為兩個權力之間為特權問題發生的小小的口角。
有一位人民代表，名叫莫甘，因負債被法庭判罪。司法部長魯埃在回答法院院長的詢問時宣稱，應當徑直下令把負債者拘捕起來。於是莫甘就被投入債務監獄。國民議會知道這種謀害行為時，大為憤懣。它不僅決定立即釋放被捕者，而且當晚□就通過自己的法警強制地把他從克利希監獄放出來了。可是，為了要証明自己信仰私有財產的神聖性，並且暗中打算將來在必要時能夠把討厭的山岳黨人安置到收容所去，國民議會又宣布說：在事先取得它的同意時，拘捕負債的人民代表是容許的。國民議會忘記宣布總統也可以因負債被捕入獄。國民議會把自己議員的不可侵犯權的最後一點影子都消滅無余了。
上面已經講過，警官伊雍根據一個名叫阿萊的人的供詞，告發了十二月十日會的一個支部陰謀暗殺杜班和尚加爾涅兩人的計劃。因此，議會總務官在第一次會議上就提議設立一種特殊的議會警察，由國民議會本身的預算中的經費維持，完全不受警察局長管轄。內務部長巴羅什提出了抗議，說這是一種侵害他的職權的行為。結果雙方達成了可憐的妥協，規定議會警官應由議會預算中的經費維持並由議會總務官任免，但是事先必須取得內務部長的同意。這時，政府已對阿萊提起訴訟，政府方面很容易就把阿萊的供詞宣布為憑空捏造，並通過公訴人的嘴把杜班、尚加爾涅、伊雍和整個國民議會嘲笑了一頓。然後，１２月２９日，巴羅什部長又寫信給杜班，要求把伊雍免職。國民議會委員會決定伊雍留任原職，可是國民議會由於自己在莫甘案件中採取了強制性的行動而忐忑不安，它習慣於在每次給行政權打擊後受到它兩次回擊，因此沒有批準這個決定。國民議會為酬答伊雍的忠誠盡職而免了伊雍的職，因而喪失了自己所享有的一種議會特權，但這種特權對它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它所要對付的那個人，不是一個夜間決定白天要幹什麼的人，而是一個白天作決定夜間就採取行動的人。
我們已經看到，國民議會在１１月和１２月間，總是極力避免和拒絕在重大的、迫切的問題上和行政權進行鬥爭。現在我們卻看到，它不得不為了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投入戰鬥。在處理莫甘案件時，它原則上已經允許逮捕負債的人民代表，不過有個條件，即這個原則只能運用於可惡的人民代表身上，它為了這種可恥的特權和司法部長發生了爭執。國民議會沒有利用關於有人準備謀殺杜班和尚加爾涅兩人的消息要求追查十二月十日會的活動，並在法國和歐洲面前徹底揭穿波拿巴作為巴黎流氓無產階級首領的真面目，它竟把衝突歸結為在警官應由誰任免的問題上跟內務部長的爭吵。這樣，我們就看到，秩序黨在這個時期內始終都因自己的模棱兩可的態度而不得不把自己反對行政權的鬥爭縮小為關於權限問題的無謂爭吵，變成吹毛求疵、無謂爭訟以及關於界限問題的爭論，把最無聊的形式問題變成了自己的活動的內容。當鬥爭具有原則意義，行政權真正名譽掃地，國民議會的事業成為國民的事業的時候，秩序黨不敢爭鬥，因為它如果要爭鬥，就會對國民發出一種進軍令，而發動國民正是它最害怕的事情。因此，在這種場合，它總是否決山岳黨的提案而轉入日常議程。當秩序黨已經放棄了大規模的鬥爭之後，行政權就靜待時機，以便有可能當鬥爭只具有可以說是議會性的局部的利害關系時，借一些無關緊要的理由重新開始這種鬥爭。那時秩序黨將發泄出滿腔的憤怒，那時它將拉開後台的幕布，揭開總統的面具，宣布共和國處境危急，然而那時它的熱情令人感到荒唐，鬥爭的理由是一種虛偽的口實或根本不值得鬥爭的東西。議會的風暴原來不過是一杯水中的風暴，鬥爭不過是陰謀，衝突不過是吵架。各革命階級都幸災樂禍地觀望著國民議會受屈辱，因為它們對國民議會的議會特權熱心的程度，和國民議會對社會自由熱心的程度一樣；同時，議會外的資產階級卻不了解，為什麼議會內的資產階級居然把時間浪費在這樣瑣碎的糾紛上，為什麼它竟這樣無聊地跟總統進行競爭，從而危害安寧。當大家都在等候作戰的時候進行媾和，而當大家都以為和約已經締結的時候卻又開始進攻，這種戰略把議會外的資產階級弄迷糊了。
１２月２０日，帕斯卡爾．杜普就發行金條彩票一事向內務部長提出質問。這彩票是“來自愛麗舍園的女兒”。波拿巴和他的親信把它獻給人世，而警察局長卡爾利埃則把它置於自己的正式保護之下，雖然法國的法律除了以救濟為目的的彩票外是禁止發行任何其他彩票的。彩票發行了７００萬張，每張一法郎，而所得純利據說是用來遣送巴黎的遊民到加利福尼亞去。一方面是為了用黃金夢來排除巴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夢想，用可望中頭彩的誘人幻景來驅除作為教義的勞動權。自然，巴黎的工人們沒有認出加利福尼亞的耀眼的金條就是從他們口袋裡騙去的無光彩的法郎。無論如何，這種彩票不過是一種騙局而已。妄想不離開巴黎就能發現加利福尼亞金礦的遊民，正是波拿巴本人和他的負債累累的親信。國民議會同意給他的３００萬法郎已經用光，無論如何總得重新填滿空虛的錢庫。波拿巴為建立所謂的工人村曾向全國募集捐款，並且他自己在認捐名冊上第一個認捐了一大筆款子，但他只是徒勞了一番。冷酷的資產者抱著不信任的態度等待他付出認捐的款子；而這筆款子自然是沒有付出，於是利用社會主義空中樓閣進行的投機把戲就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金條的成效較大。波拿巴和他的同謀者並不滿足於把７００萬法郎中扣除應兌現的金條以後的一部分純收益裝進自己的腰包，他們還制造了假彩票，同一個號碼的彩票發出了１０張、１５張以至２０張，──這真是十二月十日會的金融手段啊！這裡，國民議會所碰到的不是名義上的共和國總統，而是有血有肉的波拿巴。這裡，國民議會可以在他犯罪──不是違犯憲法，而是違犯刑法典──的現場把他當場捉住。如果說國民議會以轉入日常議程回答了杜普拉的質問，那麼，它這樣做不只是因為日拉丹要國民議會宣布自己“滿意”的提案提醒了秩序黨人想起他們自己的一貫的貪污行為。資產者，尤其是高升為政治家的資產者，總是用理論上的浮夸來彌補自己實踐上的卑下。資產者身為政治家時，也和同他相對立的國家權力一樣，就儼然成為至高無上之物，因而對他作鬥爭時，也只能採取高尚的莊嚴的方式。
波拿巴是一個浪盪人，是一個驕橫的流氓無產者，他比無恥的資產者有一個長處，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進行鬥爭。現在，在國民議會親手幫助他順利地走過了軍人宴會、閱兵、十二月十日會以及違犯刑法典等幾處很容易滑倒的地點以後，他看到，他可以由偽裝的防御轉為進攻的時刻已經到了。司法部長、陸軍部長、海軍部長和財政部長所遭到的那些小小的失敗，即國民議會借以表示憤懣的失敗，很少使波拿巴感到不安。他不僅阻止了部長們辭職，從而阻止了承認行政權服從議會。他現在已經能完成他在國民議會休會期間就已經開始做的事情：軍權和議會分立，把尚加爾涅免職。
愛麗舍宮的一家報紙發表了一個５月間似乎是向第一師團頒發的緊急命令（因而是出自尚加爾涅的命令），勸告軍官們遇有叛亂時不要寬容自己隊伍中的叛徒，要立刻將他們槍斃，並且不要按國民議會的要求派遣軍隊。１８５１年１月３日，內閣因這一緊急命令受到了質問。為了調查這一事件，內閣起初要求的限期是三個月，繼則一個星期，最後僅僅是二十四小時，國民議會要求立即予以解釋。尚加爾涅站起來聲明說：這個緊急命令從未下過。他並且補充說，他隨時都準備執行國民議會的要求；遇有衝突發生時，國民議會可以信賴他。國民議會以狂熱的鼓掌歡迎他的聲明，並對他投了信任票。國民議會既委身於一個將軍的私人保護之下，也就是放棄了權力，宣告自己的軟弱和軍隊的萬能；但是這位將軍弄錯了，因為他居然想把波拿巴只是封給他的權力交付給國民議會去反對同一個波拿巴，並且盼望從這個議會，從他的需要保護的被托管者那裡獲得保護。可是尚加爾涅相信資產階級從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起賦予他的那種神秘力量。他以為自己是和其他兩個國家權力相鼎立的第三個權力。他所遭遇到的命運，也和當代其他的英雄，更正確些說，和當代的聖者們所遭遇到的命運一樣，這些人物的偉大只在於他們的黨派故意替他們宣揚，而到局勢要求他們創造奇跡時，他們就顯得平庸無奇了。一般說來，不信神是這些假英雄和真聖者的死敵。因此他們對那些冷酷無情的諷刺者和譏笑者表示高尚的道義的憤懣。
當晚，內閣閣員們被召請到愛麗舍宮，波拿巴堅持要撤換尚加爾涅，五個閣員拒絕署名。《通報》宣布內閣危機，而秩序黨的報紙則以組織由尚加爾涅指揮的議會軍相威脅。根據憲法，秩序黨是有權這樣做的。它只要任命尚加爾涅為國民議會議長，並調來任何數量的軍隊來保護自己的安全就夠了。由於尚加爾涅實際上還統率著軍隊和巴黎國民自衛軍，並且正等待和軍隊一起被調用，所以秩序黨是可以更加放心地這樣做的。波拿巴派的報紙甚至還不敢否認國民議會直接調動軍隊的權利，提出這種法律上的問題在當前局勢下是不會有什麼成效的。軍隊將聽從國民議會調遣，這是可能的，要知道，波拿巴花了整整一個星期的時間才在巴黎找到兩位將軍（巴拉蓋．狄利埃和聖讓．丹熱利）願意在把尚加爾涅撤職的命令上簽名。但是秩序黨本身是否能在自己的隊伍中和議會裡找到通過這種決定所必需的票數，就很成問題了，要知道，過了一個星期就有２８６個議員脫離了秩序黨，而且山岳黨甚至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在最後的決定性的時刻還否決了這樣的提議。不過，衛戍官們這時也許還能發動他們黨內的群眾去建立豐功偉績，即藏身於槍林之後，並利用投到它陣營中的軍隊的幫助。可是，衛戍官先生們並沒有這樣做，１月６日晚上他們到愛麗舍宮去，希望用政治手段和論據規勸波拿巴放棄把尚加爾涅撤職的決定。勸誰就是承認誰是主事人。波拿巴由於衛戍官們的這種做法而增加了勇氣，１月１２日他任命了新內閣，舊內閣的首領富爾德和巴羅什兩人繼續留任。聖讓．丹熱利當了陸軍部長。《通報》１８５刊載了把尚加爾涅撤職的命令，他的職權劃分給指揮第一師團的巴拉蓋．狄利埃和指揮國民自衛軍的佩羅了。社會中堅退職了，這雖然並沒有使一塊瓦片從屋頂上掉下來，但是使交易所的行情上漲了。
秩序黨既然推開了由尚加爾涅作代表表示願意聽它指揮的軍隊，因而把這個軍隊永不復返地讓給了總統，這就表明資產階級已經喪失了統治的使命。議會制內閣已經不存在了。秩序黨現在既已喪失了控制軍隊和國民自衛軍的權力，那麼它還剩下什麼強制手段來同時保持議會用以統治人民的篡奪來的權力和議會用以防止總統侵犯的憲法的權力呢？什麼也沒有了。它現在只好求助於一些無力的原則，這些原則就連它自己也經常看作只是責成第三者遵守而使自己能更加從容行動的一般規則。我們所研究的時期，即秩序黨和行政權鬥爭的時期的前一部分，就以尚加爾涅被撤職和軍權落入波拿巴之手而結束。現在，兩個權力之間的戰爭已經正式宣布並且已在公開進行，不過是在秩序黨既失去武器又失去士兵以後罷了。國民議會已經沒有內閣，沒有軍隊，沒有人民，沒有社會輿論，從５月３１日通過選舉法起就不再是有主權的國民的代表者了，沒有眼睛，沒有耳朵，沒有牙齒，沒有一切，逐漸變成了一個舊法國高等法院，它讓政府去行動，自己則滿足於在事後發出嘮叨的抗議。
秩序黨以狂怒迎接了新的內閣。貝多將軍提醒大家記住常任委員會在議會休會期間的溫和態度，記住它由於過分慎重而拒絕把自己的議事記錄公布出來。這時內務部長自己也堅持公布這些記錄，因為這些記錄現在當然就像不新鮮的水一樣已經走味，它暴露不出任何新的事實，對於厭倦的公眾也不會有任何影響了。根據雷繆紮的建議，國民議會退回到自己的各委員會，任命了一個“非常措施委員會”。巴黎不越出自己平常生活的常軌一步，尤其是因為這時貿易繁榮，工廠開工，糧價低廉，食品豐富，儲蓄銀行每天都收到新存款。議會所喧嚷的“非常措施”，不過是在１月１８日通過了對內閣的不信任案罷了，而關於尚加爾涅將軍連提都沒有提到。秩序黨不得不這樣來提出自己的不信任案，是為了保証自己取得共和黨人的票數，因為在內閣的一切措施中共和黨人只讚成尚加爾涅被撤職一項，而秩序黨實際上也不能非難其余的措施，因為這些措施是它自己迫使內閣採取的。
１月１８日的不信任案以４１５票對２８６票通過，就是說，只是由於極端的正統派和奧爾良派同純粹共和黨人和山岳黨人的聯合才得以通過。這就証明，秩序黨不只失去了內閣，不只失去了軍隊，而且在自己和波拿巴的衝突中失去了自己的獨立的議會多數；由於狂熱地傾向妥協，由於害怕鬥爭，由於軟弱，由於顧及親屬而眷戀國家薪俸，由於指望獲得閣員的空缺（如奧迪隆．巴羅），由於那種經常使平庸的資產者為某種個人動機而犧牲本階級的總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義，一部分議員已經從秩序黨陣營中開了小差。波拿巴派的議員們從最初起就只是在對革命進行鬥爭時才依附於秩序黨。天主教黨的首領蒙塔朗貝爾在那時已經把他個人的勢力投到波拿巴方面，因為他已不相信議會黨的生命力了。最後，這個黨的首領們，奧爾良派的梯也爾和正統派的貝裡耶，不得不公開宣稱自己是共和派，不得不承認說，雖然他們的心是保皇派，而頭卻是共和派，議會制共和國是整個資產階級實行統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一句話，他們不得不在資產階級眼前把他們在議會背後繼續努力從事的復辟計謀咒罵為危險而愚蠢的陰謀。
１月１８日的不信任案是對內閣閣員的打擊，而不是對總統的打擊。可是撤換尚加爾涅的並不是內閣，而是總統。秩序黨不應當向波拿巴本人問罪嗎？不應當以他的復辟欲望作為罪名嗎？可是，這種復辟欲望只不過是補充了秩序黨自己的復辟欲望罷了。不應當以他在閱兵和十二月十日會中的陰謀活動作為罪名嗎？可是，秩序黨早已把這些問題埋葬在一堆日常議程下面了。不應當以他撤換了１月２９日和６月１３日的英雄，即撤換了１８５０年５月曾威脅遇有叛亂發生時就四處放火燒光巴黎的那個人作為罪名嗎？可是，秩序黨的山岳黨同盟者和卡芬雅克甚至根本不讓它以正式表示同情來把倒台的社會中堅扶起來。秩序黨自己不能否認總統擁有由憲法賦予他的撤換將軍的權力。秩序黨之所以氣憤，只是因為總統把自己由憲法賦予的權力當作反對議會的手段。可是，秩序黨自己豈不是也不斷地（特別是在廢除普選權時）把它的議會特權當作違犯憲法的手段嗎？因此，秩序黨只好嚴格地在議會範圍以內活動。１８４８年以來，在全歐洲大陸上流行著一種特殊的病癥，即議會迷，染有這種病癥的人就變成幻想世界的俘虜，失去一切理智，失去一切記憶，失去對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這種議會迷才可以說明，為什麼秩序黨在它已親手消滅了議會勢力的一切條件並在它反對其他階級的鬥爭中不得不消滅了這些條件之後，仍然把它的議會勝利看作勝利，並且以為打擊了總統的內閣閣員也就是打擊了總統本人。這樣，秩序黨只是讓總統得到一次機會在國民面前重新凌辱國民議會罷了。１月２０日，《通報》報道說，內閣全體辭職已被批準。波拿巴把已經沒有一個議會黨佔據多數（這點已由１月１８日的投票，即山岳黨和保皇黨聯合產生的果實所証明），而新的多數又尚待形成作為借口，任命了一個所謂的過渡內閣，其中沒有一個人是議會議員，全都是些毫不知名的和微不足道的人物，這是個純粹由一些聽差和司書組成的內閣。秩序黨現在可以把自己的精力花費在跟這些傀儡打交道上面了；而行政權則不再認為自己在國民議會中需要有什麼認真的發言人了。波拿巴的內閣閣員越是成為單純的啞配角，波拿巴就越是明顯地把全部行政權集中在他一人身上，越容易利用行政權來達到個人目的。
為了報復，秩序黨和山岳黨聯合在一起否決了給予總統１８０萬法郎補助金的提案，這個提案是由十二月十日會的首領命令他的聽差閣員們提出來的。這一次，問題是由不過１０２票的多數票決定的，由此可見，秩序黨從１月１８日以來又喪失了２７票；它的解體又進了一步。同時，為了使人不致對它和山岳黨聯合的用意發生絲毫懷疑，它甚至對１８９名山岳黨人所署名提出的關於大赦政治犯的議案不屑一顧。只要那個叫作瓦伊斯的內務部長出來聲明說，安寧只是表面的安寧，有人在加緊進行秘密鼓動，到處都有人組織秘密團體，民主報紙又準備重新出版，從各省傳來不利的消息，日內瓦的流亡者正在主持一個通過裡昂遍及法國南部全境的陰謀活動，法國處於工商業危機的前夜，魯貝市的廠主們縮短了工作時間，貝勒島的囚犯已經騷動起來──只要瓦伊斯這麼一個人喚來赤色幽靈，秩序黨不經討論就立刻否決一個將使國民議會獲得極大的聲望並迫使波拿巴重新投入它的懷抱的提案。秩序黨本來不應當被行政權所描繪的新騷動的遠景嚇住，而應當讓階級鬥爭有些活動余地，以便把行政權控制在從屬於自己的地位。可是，秩序黨沒有感覺到自己有能力擔負這種玩火的任務。
可是，所謂的過渡內閣卻一直勉強維持到４月中旬。波拿巴不斷地以組織新內閣的把戲來攪擾和愚弄國民議會。他時而表示要組織一個有拉馬丁和比約參加的共和黨內閣，時而表示要組織一個不免要有奧迪隆．巴羅（凡是需要有個易於愚弄的蠢才時總少不了他）參加的議會制內閣，時而又表示要組織一個有瓦蒂梅尼爾和貝努瓦．達濟參加的正統派內閣，時而又表示要組織一個有馬爾維爾參加的奧爾良派內閣。波拿巴用這種方法使秩序黨各派之間的關系處於緊張狀態，並以共和黨內閣的出現以及因此必然會使普選權恢復的遠景來恫嚇整個秩序黨，同時他又竭力讓資產階級相信，他組織議會制內閣的真誠努力由於保皇派集團的不調和態度而受挫。而資產階級呢，日益逼近的普遍商業危機越是給社會主義在城市中招募信徒，而低落得招致破產的糧價越是給社會主義在農村中招募信徒，它就越是響亮地要求“強有力的政府”，越是認為使法國陷於“沒有行政”的狀態是不可寬恕的。商業蕭條日益加重，失業者顯著增多，巴黎至少有一萬工人沒有飯吃，在魯昂、米盧斯、裡昂、魯貝、圖爾寬、聖艾蒂安、埃爾伯夫等地，無數的工廠停了工。在這種情況下，波拿巴就敢於在４月１１日恢復了１月１８日的內閣，除了魯埃、富爾德、巴羅什及其他先生們而外，還添進了萊昂．福適先生，這個福適先生曾因散發偽造的電訊而被制憲議會在最後幾天一致（除五個內閣閣員外）投了不信任票。這樣，國民議會在１月１８日取得了對內閣的勝利，它和波拿巴鬥了三個月，只不過是為了在４月１１日讓富爾德和巴羅什能夠把清教徒福適當作第三者接受到自己的內閣同盟中去而已。
１８４９年１１月，波拿巴滿足於非議會制內閣，１８５１年１月他滿足於超議會制內閣，而到４月１１日，他已經覺得有充分的力量來組織一個反議會制內閣了，這一內閣把兩個議會──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即共和派議會和保皇派議會所表示的不信任協調地結合在自己身上。內閣的這種演變，是議會可以用來測定其體溫下降的溫度計。這種體溫到４月底已經降得非常之低，甚至佩爾西尼能夠在私人談話中建議尚加爾涅投到總統方面去。他向尚加爾涅保証：波拿巴認為國民議會的勢力已經徹底消滅，並且已經擬定了預備在政變後發表的宣言，這個政變已經經過深思熟慮，只是由於偶然的原因才又延遲下來。尚加爾涅把這個訃告通知了秩序黨的首領們。但是誰會相信臭蟲咬人能致人於死命呢？議會雖然已經虛弱無力，完全瓦解，奄奄一息，但是它畢竟還不能使自己把和十二月十日會的小醜一般的頭子的決鬥看作一種不同於和臭蟲的決鬥。然而波拿巴像阿革西拉烏斯回答國王亞奇斯那樣回答了秩序黨：“你把我看作螞蟻，但是總有一天我會成為獅子的。”
秩序黨在徒勞地力圖保持軍權和奪回已經喪失的對於行政權的最高領導權時，不得不去跟山岳黨和純粹共和黨人進行聯合，這就確鑿地証明，秩序黨已經失去了獨立的議會多數。僅僅是日曆的力量、鐘表的時針，在５月２８日發出了秩序黨徹底瓦解的信號。５月２８日是國民議會生命的最後一個年頭的開始。國民議會現在必須解決一個問題：原封不動地保存憲法呢，還是把它加以修改。但是，修改憲法就不只意味著是資產階級統治還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統治，是民主主義還是無產階級無政府狀態，是議會制共和國還是波拿巴，而且意味著是奧爾良王朝還是波旁王朝！這樣，在議會內部就出現了厄裡斯的金蘋果，秩序黨內利益彼此矛盾的各個敵對派別將圍繞著它展開公開的鬥爭。秩序黨是各種不同社會成分的結合體。修改憲法的問題造成了一種政治熱度，它使這個產物重又分解為它原來的各個構成部分。
波拿巴派關心修改憲法的原因很簡單。他們首先想廢除禁止再度選舉波拿巴的第４５條和延長他的權力期限。共和派的立場也很簡單。他們無條件地反對任何修改，認為修改憲法是反對共和國的周密的陰謀。因為他們在國民議會中擁有１／４以上的票數，而依照憲法又必須要有３４的票數讚成才能合法地決定修改憲法和召集修改憲法的專門會議，所以他們只要計算一下自己的票數，就可以相信自己必獲勝利了。他們當時確實是相信自己一定要勝利的。
和這些明顯的立場相反，秩序黨陷入了無法解決的矛盾中。如果它拒絕修改憲法，它就會使現狀受到威脅，因為這樣就會使波拿巴只有使用暴力一個出路，並且會使法國在１８５２年５月的第二個星期日這個決定時刻聽任革命的無政府狀態擺布，那時，總統是失去了權力的總統，議會是早已沒有權力的議會，人民則是企圖重新爭得權力的人民。如果它投票支持按照憲法修改憲法，那麼它知道它的表決是枉然的，它的表決一定會被共和派按照憲法進行的否決所推翻，如果它違背憲法而宣布說只要有簡單多數通過就夠了，那麼它就只有在自己完全服從行政權的條件下才能希望制服革命；這樣它就把憲法、憲法的修改和它本身一並交給波拿巴掌握了。為延長總統權力而作局部的修改，將為帝制派篡奪權力開辟道路。為縮短共和國壽命而作全面的修改，又必然會引起各個王朝的要求之間的衝突，因為波旁王朝復辟的條件和奧爾良王朝復辟的條件不僅各不相同，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議會制共和國已不僅是法國資產階級中的兩派（正統派與奧爾良派，即大地產與工業）能夠平分秋色的中立地盤。它並且是他們共同進行統治的必要條件，是他們的共同階級利益借以支配資產階級各派的要求和社會其他一切階級的唯一的國家形式。作為保皇派，他們又重新陷入他們舊有的對抗狀態，卷入地產和金錢爭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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