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科西迪耶爾代替丹東，路易．勃朗代替羅伯斯比爾，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的山岳黨代替１７９３─１７９５年的山岳黨，侄子代替伯父。在使霧月十八日事變得以再版的種種情況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樣的漫畫！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他們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換上了使徒保羅的服裝，１７８９─１８１４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的服裝，而１８４８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時而模仿１７８９年，時而又模仿１７９３─１７９５年的革命傳統。就像一個剛學會一種新語言的人總是要把它翻譯成本國語言一樣；只有當他能夠不必在心裡把新語言翻譯成本國語言，當他能夠忘掉本國語言來運用新語言的時候，他才算領會了新語言的精神，才算是運用自如。
在觀察世界歷史上這些召喚亡靈的行動時，立即就會看出它們中間的顯著差別。舊的法國革命時的英雄卡米爾．德穆蘭、丹東、羅伯斯比爾、聖茹斯特、拿破侖，同舊的法國革命時的黨派和人民群眾一樣，都穿著羅馬的服裝，講著羅馬的語言來實現當代的任務，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前幾個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礎，割去了長在這個基礎上的封建頭腦；另一個人在法國內部創造了一些條件，從而才保証有可能發展自由競爭，經營分成小塊的地產，利用解除了桎梏的國內的工業生產力，而他在法國境外則到處根據需要清除各種封建的形式，為的是要給法國資產階級社會在歐洲大陸上創造一個符合時代要求的適當環境。但是，新的社會形態一形成，遠古的巨人連同復活的羅馬古董──所有這些布魯土斯們、格拉古們、普卜利科拉們、護民官們、元老們以及凱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見了。冷靜務實的資產階級社會把薩伊們、庫辛們、魯瓦耶－科拉爾們、本傑明．貢斯當們和基佐們當作自己真正的翻譯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統帥坐在營業所的辦公桌後面，它的政治首領是肥頭肥腦的路易十八。資產階級社會完全埋頭於財富的創造與和平競爭，竟忘記了古羅馬的幽靈曾經守護過它的搖籃。但是，不管資產階級社會怎樣缺少英雄氣概，它的誕生卻是需要英雄行為，需要自我犧牲、恐怖、內戰和民族間戰鬥的。在羅馬共和國的高度嚴格的傳統中，資產階級社會的鬥士們找到了理想和藝術形式，找到了他們為了不讓自己看見自己的鬥爭的資產階級狹隘內容、為了要把自己的熱情保持在偉大歷史悲劇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騙。例如，在１００年前，在另一發展階段上，克倫威爾和英國人民為了他們的資產階級革命，就借用過舊約全書中的語言、熱情和幻想，當真正的目的已經達到，當英國社會的資產階級改造已經實現時，洛克就排擠了哈巴谷。
由此可見，在這些革命中，使死人復生是為了讚美新的鬥爭，而不是為了拙劣地模仿舊的鬥爭；是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務，而不是為了回避在現實中解決這個任務；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為了讓革命的幽靈重行遊盪。
在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間，只有舊革命的幽靈在遊盪，從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裝的戴黃手套的共和黨人馬拉斯特起，直到用拿破侖的死人鐵面型把自己的鄙陋可厭的面貌掩蓋起來的冒險家止。自以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進運動的整個民族，忽然發現自己被拖回到一個早已死亡的時代；而為了不致對倒退產生錯覺，於是就使那些早已成為古董的舊的日期、舊的紀年、舊的名稱、舊的敕令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舊憲兵復活起來。一個民族的感覺，就好像貝德勒姆那裡的一個癲狂的英國人的感覺一樣，這個英國人設想自己生活在古代法老的時代，他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勞役，因為他要在地下監獄般的埃塞俄比亞礦場挖掘金礦，借著繫在自己頭上的一盞暗淡油燈的燈光，在一些手持長鞭的奴隸監工的監督下勞動；礦洞口站著一群亂哄哄的野蠻兵士，他們既不了解勞役囚人，相互之間也不了解，因為大家講著不同的語言。瘋癲的英國人嘆道：“我這個生來自由的不列顛人被迫忍受這一切，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還債。”──法蘭西民族嘆道。這個英國人在頭腦清醒的時候總不能撇開找金子這種固定觀念。法國人在從事革命的時候總不能擺脫對拿破侖的追念，１２月１０日的選舉就証明了這一點。由於害怕革命的危險，他們曾經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鍋，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事件便是對於這一點的回答。他們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老拿破侖的漫畫，他們得到的是漫畫化的老拿破侖本身，是在１９世紀中葉所應當出現的老拿破侖。
１９世紀的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己的任務的。從前的革命需要回憶過去的世界歷史事件，為的是向自己隱瞞自己的內容。１９世紀的革命一定要讓死人去埋葬他們的死人，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內容。從前是辭藻勝於內容，現在是內容勝於辭藻。
二月革命對於舊社會是一個突然襲擊，是一個意外事件，而人民則把這個突然的打擊宣布為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壯舉，認為它開辟了一個新紀元。１２月２日，二月革命被一個狡猾的賭徒的騙術所葬送，結果，被消滅的不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個世紀以來的鬥爭從君主制度方面奪取來的自由主義的讓步。結果，不是社會本身獲得了新的內容，而只是國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態，回到了寶劍和袈裟的極端原始的統治。１８５１年１２月的輕率行為報復了１８４８年２月的勇敢打擊。來得容易去得快。然而這兩個事變之間的時間並不是白過了的。在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期間，法國社會總算獲得了教訓和經驗，而且是以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獲得的。這些教訓和經驗在正常的即所謂按部就班的發展進程中，本來應該在二月革命以前預先獲得，如果這次革命不只是一種表面的動盪的話。看起來仿佛社會現在落到它的出發點後面去了，實際上社會還只是在為自己創造革命所必需的出發點，創造唯一能使現代革命成為真正的革命的形勢、關系和條件。
資產階級革命，例如１８世紀的革命，總是突飛猛進，接連不斷地取得勝利的；革命的戲劇效果一個勝似一個，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繽紛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滿極樂狂歡；然而這種革命為時短暫，很快就達到自己的頂點，而社會在還未學會清醒地領略其疾風暴雨時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於長期的酒醉狀態。相反，無產階級革命，例如１９世紀的革命，則經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進中停下腳步，返回到仿佛已經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開始把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無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動的不徹底性、弱點和抽劣；它把敵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為了要讓敵人從土地裡汲取新的力量並且更加強壯地在它前面挺立起來；它在自己無限宏偉的目標面前，再三往後退卻，一直到形成無路可退的情況為止，那時生活本身會大聲喊道：
這裡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躍吧！
這裡有玫瑰花，就在這裡跳舞吧！
但是，每個平庸的觀察家，即使他沒有逐步研究過法國事變發展的進程，也不免要預感到，這次革命必將遭受前所未聞的屈辱。只要聽一聽民主派先生們當時那種自鳴得意的勝利叫囂就夠了，這些先生們曾經互相祝賀，滿以為１８５２年５月第二個星期日一定會帶來良好的結果。１８５２年５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在他們頭腦中成了一種固定觀念，成了一個教條，正如在錫利亞信徒腦子裡基督再臨和千年王國到來的那個日子一樣。弱者總是靠相信奇跡求得解救，以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驅除了敵人就算打敗了敵人；他總是對自己的未來，以及自己打算建樹，但現在還言之過早的功績信口吹噓，因而失去對現實的一切感覺。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結成團伙，來駁倒關於他們顯然庸碌無能的意見，他們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預先拿起自己的桂冠，準備把他們的有名無實的共和國（這些共和國的政府人員已由他們毫不挑剔地在暗中確定了）拿到交易所裡去貼現。１２月２日對他們來說猶如晴天霹靂。人民在意氣消沉的時代總是樂意讓呼喊者的大喊大叫來壓抑自己內心的驚愕，這一次他們也許已經了解到：鵝的叫聲能夠拯救卡皮托利諾的那種時代已經過去了。
憲法、國民議會，保皇黨、藍色的和紅色的共和黨人、非洲的英雄、講壇的雷鳴聲、報刊的閃電、整個著作界、政治聲望和學者的名譽、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愛以及１８５２年５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所有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個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見了，而這個人連他的敵人也不認為是一個魔法師。普選權還保持了一剎那，好像僅僅是為了在全世界面前親筆寫下自己的遺囑，並以人民自己的名義宣布：“一切現存的東西，都一定要死亡。”
像法國人那樣說他們的民族遭受了偷襲，那是不夠的。一個民族和一個婦女一樣，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讓隨便一個冒險者能加以姦污，也是不可寬恕的。這樣的言談並沒有揭開這個謎，而只是把它換了一個說法罷了。還應當說明，為什麼一個有３６００萬人的民族竟會被三個衣冠楚楚的騙子偷襲而毫無抵抗地做了俘虜。
現在我們來把法國革命從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到１８５１年１２月所經過的階段大致總結一下。
總共有以下三個明顯的主要時期：二月時期；共和國建立時期，或制憲國民議會時期（從１８４８年５月４日到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立憲共和國時期，或立法國民議會時期（從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到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
第一個時期，從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到５月４日，即從路易－菲力浦被推翻起到制憲議會開幕之日止（這是本來意義上的二月時期），這個時期可以稱為革命的序幕。這個時期的性質，正式表現於這一時期倉促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臨時性的。在這個時期所採取、試行和發表的一切，都像政府一樣，一概宣布自己只是臨時性的。無論什麼人和什麼機構，都不敢承認自己有權長期存在，有權真正有所作為。所有一切準備了或決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對派、共和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派小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派工人，都在二月政府中臨時取得了位置。
情況只能是這樣。二月事變原先的目標是選舉改革，以求擴大有產階級內部享有政治特權者的範圍和推翻金融貴族獨佔的統治。但是，當事變已演進到引起實際衝突，當人民已投入街壘鬥爭，當國民自衛軍採取消極的態度，軍隊不進行認真抵抗而王室已經逃走的時候，成立共和國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個政黨都按自己的觀點去解釋共和國。手持武器奪得了共和國的無產階級，在共和國上面蓋上了自己的印記，並把它宣布為社會共和國。這樣就表露出了現代革命的總的內容，這個內容和在當時的情況與條件下、在群眾已達到的教育水平上用現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實現的一切都是極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經促進二月革命取得勝利的分子，都因在政府裡獲得最好的位置而心滿意足了。正因為如此，任何其他時期都沒有當時那樣錯綜複雜：浮夸的空話同實際上的猶豫不決和束手無策相混雜，熱烈謀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成規的頑固積習相混雜，整個社會表面上的協調同社會各個成分的嚴重的彼此背離相混雜。當巴黎無產階級還陶醉於為它開辟的偉大前途並且認真地埋頭討論各種社會問題時，舊的社會力量卻在集結，聯合，醒悟，並獲得了國內群眾的意外支持，即獲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這個障礙物被推翻後立刻躍上政治舞台的農民和小資產者的意外支持。
第二個時期，從１８４８年５月４日到１８４９年５月底，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創立、奠定的時期。緊跟在二月事變之後，不僅王朝反對派被共和派弄得驚慌失措，共和派被社會主義者弄得驚慌失措，而且全法國都被巴黎弄得驚慌失措了。由國民選出而於１８４８年５月４日開幕的國民議會，是代表國民的。這個議會是對二月事變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議，並且要把革命的結果降低到資產階級的水平。巴黎無產階級一下子就看出了這個國民議會的性質，所以他們在國民議會開幕後不幾天，即在５月１５日，就企圖用強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將國民中起反動作用的思潮所借以威脅他們的這個機體重新分解為各個構成部分，但是這個企圖沒有成功。大家知道，五月十五日事變的結果，不過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無產階級政黨的真正領袖們，在我們所考察的整個周期中退出社會舞台罷了。
繼路易-菲力浦的資產階級君主制之後，只能有資產階級共和國，就是說，以前是由資產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國王的招牌下進行統治，今後將由全體資產階級借人民的名義進行統治。巴黎無產階級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須終止的狂妄空想。對制憲國民議會的這個聲明，巴黎無產階級以六月起義作了回答，這是歐洲各國內戰史上最大的一次事變。獲得勝利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站在資產階級共和國方面的有金融貴族、工業資產階級、中間等級、小資產者、軍隊、組成別動隊的流氓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牧師和農村居民。而站在巴黎無產階級方面的卻只有它自己。資產階級共和國勝利以後，起義者被屠殺的有３０００多人，未經審判就被放逐的有１５０００人。無產階級從這次失敗後，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後台去了。每當運動好像又進入高潮時，無產階級就企圖再向前推進，可是勁頭越來越弱，成效也越來越小。每當無產階級上面的某個社會階層進入革命動盪時，無產階級就跟它締結同盟，從而分享了各個政黨依次遭受到的全部失敗。但是，這些相繼而來的打擊，隨著力量分攤到全部社會的整個表面，也越來越弱了。無產階級在議會和報刊方面的一些比較傑出的領袖，相繼被捕判罪，代替他們掛帥的是些愈益模棱兩可的人物。無產階級中有一部分人醉心於教條的實驗，醉心於成立交換銀行和工人團體，換句話說，醉心於這樣一種運動，即不去利用舊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強大手段來推翻舊世界，卻企圖躲在社會背後，用私人的辦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條件的範圍內實現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敗的。當六月事變中與無產階級為敵的一切階級還沒有在無產階級身邊倒下的時候，無產階級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復自己原有的革命的偉大，也不能從重新締結的聯盟中獲得新的力量。但是，無產階級至少是帶著進行過世界歷史性的偉大鬥爭的光榮而失敗的；不僅法國，並且整個歐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驚動，而各個上層階級後來的失敗所付的代價卻如此便宜，以致得勝的黨派只有公然無恥地加以夸張，才可以把這些失敗說成是事變。同時，失敗的政黨離開無產階級政黨越遠，這些失敗就越是可恥。
六月起義者的失敗，固然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奠基和建立準備和掃清了基地，但同時它也表明，歐洲的問題並不是爭論“共和國還是君主國”的問題，而是別的問題。它揭示出，資產階級共和國在這裡是表示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實行無限制的專制統治。它表明，在那些階級構成發達、具有現代生產條件、具有那種通過百年來的工作而使一切傳統觀念都融化於其中的精神意識的舊文明國家裡，共和國一般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變革形式，而不是資產階級社會存在的保守形式，例如，像北美合眾國那樣；在那裡，雖然已有階級存在，但它們還沒有固定下來，它們在不斷的運動中不斷更新自己的組成部分，並且彼此互換著自己的組成部分；在那裡，現代的生產資料不僅不和經常的人口過剩現象同時發生，反而彌補了頭腦和人手方面的相對缺乏；最後，在那裡，應該佔有新世界的物質生產的那種狂熱而有活力的運動，沒有給予人們時間或機會來結束舊的幽靈世界。
在六月的日子裡，一切階級和黨派都團結成一個維護秩序的黨來反對無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黨。它們從“社會之敵”手裡“救出了”社會。它們選擇了舊社會的格言“財產、家庭、宗教、秩序”作為自己的軍隊的口令，並用“在此標記下你必勝！”這句話激勵反革命十字軍征討。從這時起，許多曾經團結在這個旗號下反對過六月起義者的政黨中的任何政黨只要企圖為自己的階級利益而守住革命戰場，它就要被“財產、家庭、宗教、秩序！”這一口號所戰勝。每當社會的統治者集團範圍縮小時，每當比較狹小的利益壓倒比較廣大的利益時，社會就得救了。任何最單純的資產階級財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義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義的要求、任何最淺薄的民主主義的要求，都同時被當作“侵害社會的行為”加以懲罰，被當作“社會主義”加以指責。最後，連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們的皮蒂婭的座椅，半夜裡被拖下床，關進囚車，投入監獄或流放；他們的神殿被拆毀，他們的嘴被封住，他們的筆被折斷，他們的法律被撕毀，這一切都是為了宗教、財產、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對那些站在自己陽台上的資產者即秩序的狂信者開槍射擊，褻瀆他們的家庭聖地，炮擊他們的房屋以取樂，這一切都是為了財產、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後，資產階級社會中的敗類組成為維護秩序的神聖隊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就以“社會救主”的資格進入了土伊勒里宮。
現在讓我們再接著談下去。
六月事變以後的制憲國民議會的歷史，是資產階級共和派統治和瓦解的歷史，這個派別是以三色旗的共和黨人、純粹的共和黨人、政治的共和黨人、形式的共和黨人等等稱呼聞名的。
這個派別在路易－菲力浦的資產階級君主制度下是官方的共和主義反對派，因而是當時政界中一個公認的構成部分。議院中有它的代表，在報界它也有相當大的勢力。它在巴黎的機關報《國民報》，和《辯論日報》一樣，算是受人尊敬的。它的性質和它在立憲君主制度下的這個地位也是相稱的。它並不是一個因有某些重大的共同利益而緊密團結、因有特殊生產條件而獨樹一幟的資產階級集團。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義思想的資產者、作家、律師、軍官和官吏組成的一個派系，這個派系之所以有影響，是由於全國對路易－菲力浦個人的反感，由於對舊的共和國的懷念，由於一群幻想家的共和主義信仰，而主要是由於法國人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對於維也納條約和對於同英國聯盟的憎惡，這個派別是始終予以鼓勵的。在路易－菲力浦的統治下，《國民報》的很大一部分擁護者都是因為它鼓吹這種隱蔽的帝制思想而獲得的，也正因為如此，後來在共和國時期，這種帝制思想就能以路易．波拿巴為代表，作為一個置人於死地的競爭者來同《國民報》本身對立。《國民報》也和其余一切資產階級反對派一樣，曾經對金融貴族作過鬥爭。反對預算案的論爭在當時的法國是同反對金融貴族的鬥爭完全相吻合的，這個論爭既然保証有可能博得非常便宜的聲望，並吸取非常豐富的材料來寫清教徒式的社論，因而是不能不大受利用的。工業資產階級感激《國民報》，是因為它奴顏婢膝地擁護法國的保護關稅制度，而它維護這個制度又多半是出於民族的動機，而不是出於國民經濟學的動機。整個資產階級感激它，則是因為它惡毒地誹謗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此外，《國民報》派是純粹的共和派，就是說，它要求把資產階級統治的形式由君主國改為共和國，首先是要求保証自己能在這個統治中佔優勢。對於這一變革的條件，它的認識極其模糊。但有一點它看得十分清楚，而且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末期的改革運動的宴會上，這一點已很明顯地表露出來了，這就是它在民主派小資產者中間，特別是在革命無產階級中間是不受歡迎的。這些純粹的共和黨人，真是名副其實的純粹的共和黨人，本來已經準備好在開始時滿足於奧爾良公爵夫人的攝政，恰好這時爆發了二月革命，因而他們那些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都在臨時政府裡獲得了位置。他們當然是一開始就受到資產階級的信任並在制憲國民議會中佔了多數。臨時政府中的社會主義分子馬上被排擠出國民議會開幕後成立的執行委員會；《國民報》派利用六月起義的爆發解散了執行委員會，從而清除了它的最切近的對手，即小資產階級的或民主主義的共和黨人（賴德律－洛蘭等人）。卡芬雅克，這個指揮了六月戰鬥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將軍，獲得了一種獨裁的權力，代替了執行委員會。《國民報》的前任總編輯馬拉斯特，成了制憲國民議會的常任議長；政府各部部長以及其他一切重要職位，都由純粹的共和黨人佔據了。
這樣，實際情況超過了早就自命為七月王朝的合法繼承人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理想。但是，這個派別取得統治權並不像它在路易－菲力浦時期所幻想的那樣是通過資產階級舉行反對國王的自由主義叛亂，而是由於無產階級對資本舉行了被霰彈鎮壓下去的起義。資產階級共和派認為最革命的事件，實際上卻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實落到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懷裡，但它不是從生命樹上落下來，而是從知善惡樹上落下來的。
資產階級共和派獨佔的統治，只是從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４日起存在到１２月１０日止。這種統治的結果就是擬定共和主義憲法和宣布巴黎戒嚴。
新的憲法實質上不過是１８３０年憲章的共和主義化的版本。七月王朝的過高的選舉資格限制，甚至把資產階級的一大部分人也排擠在政治統治之外，這是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存在不相容的。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這種選舉資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的普遍的選舉權。資產階級共和派不能把這一事件一筆勾銷。他們只得補充了一個限制條款，規定選民必須是在選區居住６個月的。舊有的行政、市政、司法和軍隊等等組織，仍然原封不動；憲法上作了變更，而這種變更只涉及目錄而沒有涉及內容，只涉及名稱而沒有涉及事物。
１８４８年各種自由的必然總匯，人身、新聞出版、言論、結社、集會、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憲法制服而成為不可侵犯的了。這些自由中的每一種都被宣布為法國公民的絕對權利，然而總是加上一個附帶條件，說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權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時才是無限制的，而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種個人自由彼此之間以及同公共安全協調起來。例如：“公民有權成立團體，有權和平地、非武裝地集會，有權進行請願並且通過報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發表意見。對於這些權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權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國憲法第２章第８條）“教育是自由的。教育的自由應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並在國家的最高監督下享用之。”（同上，第９條）“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除非按照法定手續辦事。”（第１章第３條）如此等等。所以，憲法經常提到未來的構成法；這些構成法應當詳細地解釋這些附帶條件並且調整這些無限制的自由權利的享用，使它們既不致互相抵觸，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觸。後來，這種構成法由秩序之友制定出來，所有這些自由都加以調整，結果，資產階級可以不受其他階級的同等權利的任何妨礙而享受這些自由。至於資產階級完全禁止“他人”享受這些自由，或是允許“他人”在某些條件（這些條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下享受這些自由，那麼這都是僅僅為了保証“公共安全”，也就是為了保証資產階級的安全，憲法就是這樣寫的。所以，後來兩方面都有充分權利援引憲法：一方面是廢除了所有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復所有這些自由的民主黨人。憲法的每一條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對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詞句中標榜自由，在附帶條件中廢除自由。所以，當自由這個名字還備受尊重，而只是對它的真正實現設下了──當然是根據合法的理由──種種障礙時，不管這種自由在日常的現實中的存在怎樣被徹底消滅，它在憲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無損、不可侵犯的。
然而，用這麼巧妙的方法弄成不可侵犯的這個憲法，如同阿基里斯一樣，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只是這個弱點不是在腳踵上，而是在頭腦上，或者不如說，是在兩個頭腦（在這裡憲法便消失了）上：一個是立法議會，另一個是總統。只要把憲法瀏覽一遍，就可以看出：只有那些確定總統對立法議會的關系的條文，才是絕對的、肯定的、沒有矛盾的、不容絲毫曲解的。要知道，這裡所談的問題，是要建立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可靠地位。按照憲法第４５─７０條規定，國民議會可以用合乎憲法的辦法排除總統，而總統要排除國民議會卻只能用違背憲法的辦法，即只有取消憲法本身。可見，這裡憲法本身是在號召以暴力來消滅自己。憲法不僅像１８３０年的憲章那樣尊崇分權制，而且把這種分權制擴大到矛盾重重的地步。基佐曾經把立法權和行政權在議會內的爭吵稱為憲法的權力的賭博，在１８４８年的憲法中，這種賭博一直是孤注一擲的。一方面是由普選產生並享有連選連任權的７５０名人民代表構成一個不受監督、不可解散、不可分割的國民議會，它擁有無限的立法權力，最終決定宣戰、媾和及商約等問題，獨攬大赦權，因自己不間斷地召集會議而經常站在政治舞台最前面。另一方面是具有王權的一切特性的總統，他有權不經國民議會而任免自己的內閣閣員，他掌握行政權的一切手段，他可以分封一切官職，從而在法國操縱著至少有１５０萬人的命運，因為有這麼多的人在物質生活上依靠於５０萬各級官吏和各級軍官。他統率一切武裝力量。他享有赦免個別罪犯、解散國民自衛軍以及──經國務會議同意──罷免由公民自己選出的省委員會、縣委員會、市鎮委員會的特權。同外國締結條約時，他具有倡議和領導的作用。國民議會永遠留在舞台上，是公眾日常批評的對象，而總統卻在極樂世界過著隱居的生活，不過他眼前和心裡老是有憲法第４５條在提醒他：“兄弟，要準備犧牲！”你的權力在你當選的第四年，在美麗的５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就要完結了！那時你的榮華就要完蛋了，這出戲是不會再演的，如果你負有債務，你就及時用憲法規定給你的６０萬法郎的薪俸一律償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麗的５月的第二個星期一進入克利希！這樣，憲法就把實際權力授給了總統，而力求為國民議會保証精神上的權力。可是，不用說，法律條文不可能創造精神上的權力，憲法就在這方面也是自己否定自己，因為它規定總統由所有的法國人直接投票選舉。全法國的選票是分散在７５０個國民議會議員之間，可是在這裡選票就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每一單個人民代表不過是某個政黨、某個城市、某個橋頭堡的代表，甚至只是表示必須選出一個人來湊足７５０個人民代表，人們並不去特別注意事情本身和被選舉者本人，可是總統是由全國人民所選出，選舉總統是行使主權的人民每四年運用一次的王牌。民選的國民議會和國民只有形而上學的聯系，而民選的總統卻和國民發生個人聯系。國民議會的確通過它的各個代表反映著國民精神的多種多樣的方面，而總統卻是國民精神的化身。和國民議會不同，總統是一種神權的體現者，他是人民恩賜的統治者。
海洋女神西蒂斯曾經預言阿基里斯要在盛年夭折。像阿基里斯一樣有個致命弱點的憲法，也像阿基里斯一樣預感到它命該早死。根本用不著西蒂斯離開海洋向制憲的純粹的共和派泄露這個秘密，這些共和派只要從自己的理想共和國的高空雲層間俯瞰一下罪孽的塵世，就可以看到，他們越是接近於完成他們那個偉大的立法藝術創作，保皇派、波拿巴派、民主派和共產主義者的傲慢自負以及他們自己的不孚眾望，也就與日俱增。他們力圖用立憲的狡猾手腕，用憲法第１１１條來躲過厄運，根據這條規定，任何修改憲法的提案都必須經過每次相距一個月的三次討論，至少必須由３／４的票數通過，而且參加表決的至少必須有５００個國民議會議員。可是這只是為了在他們將來成為議會少數派時（他們現在已經預感到這一點）保持自己勢力的一種無力的嘗試，這種勢力現在當他們還在議會中佔多數並且握有一切政府權力手段時，就已經一天天地從他們的軟弱的手中滑出去了。
最後，在一個特別滑稽的條文中，憲法把自己托付給“全體法國人民和每一個法國人的警惕性和愛國心”，而在前面的另一條文中，它已經把有“警惕性”和“愛國心”的法國人托付給它專門發明出來的最高法院（“ｈａｕｔｅ ｃｏｕｒ”）所實行的溫柔的刑事監護了。
１８４８年的憲法就是這樣。它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不是被人頭撞倒，而只是由於觸摸一頂帽子而傾倒，誠然，這頂帽子是三角拿破侖帽。
當資產階級共和派在國民議會內忙於構思、討論和表決這個憲法時，卡芬雅克卻在國民議會外把巴黎控制在戒嚴狀態中。巴黎戒嚴是處於分娩共和國的產前陣痛中的制憲議會的助產婆。如果說後來憲法被刺刀葬送了，那麼不要忘記，在它還在母胎中時，刺刀，而且是對準人民的刺刀就保護過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幫助下出世的。“正直的共和派”的祖先們曾經拿著他們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歐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項發明，這項發明自己給自己開拓了通向整個大陸的道路，但是它又懷著永不熄滅的愛回到法國，直到它終於在法國的半數的省裡取得公民權為止。這項發明就是戒嚴。這是一項卓越的發明，每當法國革命進程處於危機關頭，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運用。但是，既然兵營和露營是這樣周期地重重壓在法國社會頭上，以便壓制這個社會的意識並制服這個社會；既然馬刀和毛瑟槍周期地受命進行審判和管理，進行監護和檢查，執行警察和更夫職務；既然胡子和軍服周期地被宣布為社會的最高智慧和指導者，那麼兵營和露營、馬刀和毛瑟槍、胡子和軍服又怎麼能不終於得出一個結論說：最好是宣布自己的制度是最高等的制度，並使資產階級社會根本不必關心自治問題，從而一勞永逸地拯救社會！兵營和露營、馬刀和毛瑟槍、胡子和軍服必然要產生這種想法，尤其是因為它們在這種場合下可以希望自己所建樹的更高的功勞得到更多的現金報酬，而當它們按某一派資產階級的命令實行周期戒嚴和暫時拯救社會的時候，它們除了幾個人的死傷和資產者的一些假笑之外，是很少獲得實際利益的。為什麼軍方不可以終於搞出一次對它自己有利益有好處的戒嚴，同時把資產者的交易所也圍攻一下呢？而且還不應忘記（我們順便提一提），貝爾納上校，即在卡芬雅克時期未經審判就把１５０００名起義者放逐的那位軍事委員會主席，現在又是巴黎各軍事委員會的領導人了。
如果說正直的、純粹的共和派宣布巴黎戒嚴，從而創設了後來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近衛軍所賴以成長的苗床，那麼同時屬於他們的還有另一種功績：在路易－菲力浦時期他們還點燃民族情感，而現在，當他們掌握了全國的力量的時候，他們卻向國外列強跪拜，不去解放意大利，反而讓奧地利人和那不勒斯人再一次來奴役意大利。路易．波拿巴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當選為總統，結束了卡芬雅克的獨裁和制憲議會。
憲法第４４條說：“曾經喪失過法國公民資格的人不能擔任法蘭西共和國總統。”法蘭西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路易－拿破侖．波拿巴不只喪失過法國公民資格，不只當過英國的特別警察，而且是一個已經歸化了的瑞士人。
關於１２月１０日選舉的意義，我在另一個地方已經詳細談過，這裡就不再談了。這裡只須指出，１２月１０日的選舉是曾經不得不支付了二月革命的費用的農民反對國內其他各個階級的表現，是農村反對城市的表現。這次選舉得到軍隊方面的巨大同情，因為軍隊從《國民報》派的共和黨人那裡既沒有取得榮譽，也沒有領到附加軍餉；這次選舉還受到大資產階級方面的巨大同情，大資產階級歡迎波拿巴是把他作為恢復君主制度的一個跳板；選舉也受到無產者和小資產者的巨大同情，他們歡迎波拿巴是把他作為對卡芬雅克的一種懲罰。下邊我還要更詳細地談談農民對法國革命的態度。
從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到１８４９年５月制憲議會解散這個時期，包括了資產階級共和派滅亡的歷史。資產階級共和派為資產階級建立了共和國，把革命無產階級趕下台，一時堵住了民主派小資產階級的嘴，以後自己也就被資產階級群眾所排斥，這批資產階級群眾有權利把共和國據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可是這批資產階級群眾是保皇派，其中一部分，即大土地所有者，曾經在復辟時期居於統治地位，因而是正統派；另一部分，即金融貴族和大工業家，曾經在七月王朝時期居於統治地位，因而是奧爾良派。軍隊、大學、教會、律師界、學院和報界的顯要人物，都分屬於上述兩派，雖然所佔比例各不相同。這兩部分資產階級都把這個既不叫作波旁、也不叫作奧爾良、而是叫作資本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當作它們能夠共同進行統治的國家形式。六月起義已經把他們聯合成“秩序黨”，現在首先應該是把還在國民議會中佔有席位的一幫資產階級共和派排斥出去。這些純粹的共和派曾經極其殘暴地濫用武力對付人民，而現在，當需要捍衛他們自己的共和主義和自己的立法權以對抗行政權和保皇黨人時，他們卻極其怯懦地、畏縮地、沮喪地、軟弱無力地放棄了鬥爭。我用不著在這裡敘述他們解體的可恥歷史。他們不是滅亡了，而是無形消失了。他們已經最終演完了自己的角色。在往後的時期中，不論在議會內或議會外，他們都僅僅表現為對過去的回憶，只要涉及到共和國的名稱，只要革命衝突有下降到最低水平的危險，這些回憶便又復活起來。順便指出，把自己的名稱交給這個派別的《國民報》，在後來一個時期就轉到社會主義方面去了。
在結束這一時期之前，我們還應該回顧一下兩種力量，這兩種力量從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起到制憲議會結束時止是並居在一起的，而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那天，其中的一種力量消滅了另一種力量。我們所指的一方是路易．波拿巴，另一方是聯合的保皇黨，即秩序黨，大資產階級的黨。波拿巴就任總統後立即組織了以奧迪隆．巴羅為首（請注意，是以議會資產階級的最自由主義的一派的老領袖為首）的秩序黨內閣。巴羅先生終於獲得了１８３０年以來他朝思暮想的內閣職位，並且是內閣總理的職位。然而這個位置並不是像他在路易－菲力浦時期所幻想的那樣以議會反對派的最先進領袖的身分得到的，而是以他的一切死敵即耶穌會和正統派的同盟者的身分得到的，而且他的任務是把議會送進墳墓。他終於把新娘迎來舉行婚禮，然而只是在新娘失身以後才迎來的。波拿巴本人好像是完全退隱了。代他行動的是秩序黨。
在內閣第一次會議上就決定派出遠征軍去羅馬，並且商定要瞞著國民議會來安排這件事，而經費卻要假造口實向國民議會索取。這樣，內閣就開始以欺騙國民議會和暗中勾結外國專制勢力的辦法來對付革命的羅馬共和國了。波拿巴也用同樣的方法和同樣的手段準備了反對保皇黨立法議會及其立憲共和國的十二月二日政變。不要忘記，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組成波拿巴內閣的那個政黨，又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立法國民議會中的多數。
８月間制憲議會曾經決定，在制定並公布一套補充憲法的構成法以前，它不解散。１８４９年１月６日，秩序黨通過議員拉托建議議會不要去搞什麼構成法，最好是通過一項關於解散自己的決議。這時，不僅是以奧迪隆．巴羅先生為首的內閣，而且國民議會中的全體保皇黨議員，都以命令口吻對國民議會說：為了恢復信用，為了鞏固秩序，為了終止不確定的暫時狀態而建立完全確定的狀態，必須解散國民議會；議會妨礙新政府進行有效的工作，它只是由於執迷不悟才企圖延長自己的生命；它已經使全國感到厭惡了。波拿巴把這一切攻擊立法權的說法都記在心裡，背得爛熟，並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向議會保皇派証明，他確實從他們那裡學得了一些東西。他把他們自己的口號拿來反對他們。
巴羅內閣和秩序黨往前更進了一步。他們在全法國掀起了向國民議會請願的運動，客客氣氣地請求國民議會隱退。這樣，他們就把無組織的人民群眾引入反對國民議會、反對依照憲法組織起來的民意表現的鬥爭。他們教會波拿巴從訴諸議會轉而訴諸人民。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那天，制憲議會終於不得不解決關於自行解散的問題了。這一天，軍隊佔據了國民議會舉行會議的場所；總攬國民自衛軍和正規軍指揮大權的秩序黨將軍尚加爾涅，就像是處於臨戰狀態那樣在巴黎舉行了大規模的閱兵，而聯合的保皇黨人威脅制憲議會說，如果它不表示順從，就將使用暴力。國民議會果然表示願意順從，但商定再苟延一個短短的時期。１月２９日不就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政變嗎？不過這次是由保皇黨人協同波拿巴反對共和派國民議會罷了。保皇黨老爺們沒有看到或是不願意看到，波拿巴利用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事變，為的是讓一部分軍隊在土伊勒裡宮前受他檢閱；他貪婪地抓住這個公然訴諸武力來反對議會權力的初次嘗試，為的是提醒大家想起卡利古拉。他們當然只看見了他們的尚加爾涅。
特別推動秩序黨使用暴力去縮短制憲議會生命的一個原因，就是那些補充憲法的構成法──教育法、宗教法等等。聯合的保皇黨人認為極其重要的，是他們自己制定這些法律，而不是讓那些疑慮重重的共和黨人去制定。可是，在這些構成法中，還有一個關於共和國總統的責任的法律。１８５１年立法議會正從事於制定這個法律，波拿巴就以１２月２日的打擊防止了這一打擊。聯合的保皇黨人在１８５１年冬季議會戰役時期，是多麼希望有一個現成的總統責任法，並且是由疑慮重重的、敵對的共和派議會制成的總統責任法啊！
在制憲議會於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自己毀壞了自己的最後的武器以後，巴羅內閣和秩序之友便將它置於死地。他們不放過任何機會來貶低它，強迫這個軟弱無力的和對自己絕望的議會通過一些使它失去最後一點社會尊敬的法律。波拿巴沉溺於自己的固定的拿破侖觀念，竟肆無忌憚地公開利用對議會勢力的這種貶低。例如，當國民議會１８４９年５月８日因烏迪諾將軍佔領奇維塔韋基亞而通過譴責內閣議案，並命令羅馬遠征軍回到它所謂的目標時，當天晚上波拿巴就在《通報》上發表了致烏迪諾的一封信，祝賀這位將軍建樹了英雄的功績，並且和那些賣弄筆墨的議員相反，假裝成寬大為懷的軍隊的庇護者。保皇黨人對此加以譏笑。他們認為他不過是個笨蛋。最後，當制憲議會議長馬拉斯特偶爾懷疑到國民議會的安全，根據憲法責令一個上校率領所部開來保護國民議會時，那個上校卻以軍紀為借口拒絕調動，並建議馬拉斯特去跟尚加爾涅交涉，但尚加爾涅也拒絕了馬拉斯特的要求，並且刻毒地說，他不喜歡能思想的刺刀。１８５１年１１月，聯合的保皇黨人在準備同波拿巴開始作決定性的鬥爭時，曾經企圖在他們的聲名狼藉的議會總務官法案中規定國民議會議長能直接調動軍隊的原則。他們的一位將軍勒夫洛簽署了這個法案。但是，尚加爾涅白白地投票讚成了這一法案，梯也爾也白白地讚揚了已故制憲議會的有遠見的智慧。陸軍部長聖阿爾諾像尚加爾涅回答馬拉斯特一樣回答了他，而且博得了山岳黨的鼓掌！
當秩序黨還只是內閣而不是國民議會的時候，它就這樣玷污了議會制度。而當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變把議會制度逐出法國的時候，它就叫喊起來了！
我們祝議會制度一路平安！
立法國民議會於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開會，到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被解散。這一時期是立憲共和國或議會制共和國的存在時期。
在第一次法國革命中，立憲派統治以後是吉倫特派的統治；吉倫特派統治以後是雅各賓派的統治。這些黨派中的每一個黨派，都是以更先進的黨派為依靠。每當某一個黨派把革命推進得很遠，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領導的時候，這個黨派就要被站在它後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開並且送上斷頭台。革命就這樣沿著上升的路線行進。
１８４８年革命的情形卻相反。當時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附屬物。後者背叛了它，並使它在４月１６日２７５、５月１５日１９８和６月的日子裡遭受了失敗。民主派又全靠資產階級共和派雙肩的支持。資產階級共和派剛剛感到自己站穩腳跟，就把這個麻煩的伙伴拋棄，自己又去依靠秩序黨雙肩的支持。但秩序黨聳了聳肩膀，拋開資產階級共和派，自己趕忙站到武裝力量的雙肩上去；它還一直以為它是坐在武裝力量的肩膀上，卻忽然有一天發現肩膀已經變成了刺刀。每個黨派都向後踢那擠著它向前的黨派，並向前伏在擠著它後退的黨派身上。無怪乎它們在這種可笑的姿勢中失去平衡，並且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鬼臉，奇怪地跳幾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這樣沿著下降的路線行進。二月革命的最後街壘還沒有拆除，第一個革命政權還沒有建立，革命就已經這樣開起倒車來了。
我們所談的這個時期，各種尖銳的矛盾極其錯綜複雜：立憲派公然圖謀反對憲法，革命派公開承認自己擁護立憲；國民議會想左右一切，卻總是按議會方式進行活動；山岳黨以忍耐為天職，並以預言未來的勝利來補償現在的失敗；保皇派扮演著共和國的元老院議員的角色，為環境所迫，不得不在國外支持他們所依附的互相敵對的王朝，而在法國內部卻支持他們所憎恨的共和國；行政權把自己的軟弱當作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來的輕蔑看作自己的威信；共和國不過是兩個王朝──復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卑鄙方面在帝國的招牌下的結合；聯盟的首要條件是分離；鬥爭的首要準則是不分勝負；放肆的無謂的煽動，是為了安寧；最隆重地宣揚安寧，是為了革命；有熱情而無真理；有真理而無熱情；有英雄而無功績；有歷史而無事變；發展的唯一動力仿佛是日歷，它由於同一的緊張和鬆弛狀態的不斷反復而使人倦怠；對立形勢周期地達到高度尖銳化，好像只是為了鈍化和緩和，但始終不能得到解決；一方面是裝腔作勢的努力和害怕世界滅亡的市儈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卻是救世主們玩弄極其卑微的傾軋手段和演出宮廷鬧劇，他們這種無憂無慮的做法使人想起的不是末日的審判，而是弗倫特運動時期的情景；法國的全部官方天才，由於一個人的狡猾的愚鈍而破滅；國民的共同意志每次經過普選權來表現時，都試圖在群眾利益的頑固的敵人身上得到適當的表現，一直到最後它在一個海盜的固執的意志上得到了表現。如果歷史上曾經有一頁是被塗抹得一片灰暗的話，那就正是這一頁。人物和事變仿佛是些顛倒的施萊米爾──沒有肉體的影子。革命自己麻痹自己的體現者，而把熱情的強力完全賦予自己的敵人。如果說，反革命派不停地召喚來的“赤色幽靈”終於出現，那麼它出現時就不是戴著無政府主義的弗利基亞帽，而是穿著秩序的制服、紅色的軍褲。
我們已經看到，波拿巴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他自己的升天節這一天所組成的內閣，是秩序黨的內閣，即正統派和奧爾良派的聯合內閣。這個或多或少用強力縮短了共和派制憲議會壽命的巴羅─法盧內閣，直到制憲議會死後還在執掌政權。聯合保皇黨人的將軍尚加爾涅繼續執掌著正規軍第一師和巴黎國民自衛軍的最高統帥權。最後，普選保証秩序黨在國民議會中取得極大多數的席位。在國民議會中，路易－菲力浦的眾議院議員和貴族院議員，已同一群神聖的正統主義者匯合起來了，對於這些正統主義者說來，國民的大量的選票變成了政治舞台的入場券。波拿巴派的議員人數太少，不足以構成一個獨立的議會黨。他們只不過是秩序黨的一個可憐的附屬物。這樣，秩序黨就掌握了政府權力、軍隊和立法機關，一句話，掌握了全部國家政權；而且這個黨在精神上是靠著把它的統治炫示為民意表現的普選、靠著反革命勢力在整個歐洲大陸上同時獲得的勝利而加強起來的。
從來還沒有一個黨派擁有這樣強有力的手段和在這樣良好的征兆下開始鬥爭。
罹難的純粹的共和派在立法國民議會中只剩下一個以非洲的將軍卡芬雅克、拉莫里謝爾和貝多為首的、大約５０人組成的集團。大的反對黨是山岳黨──這是社會民主派給自己取的議會名稱。在國民議會７５０個席位中，它佔有２００多個，所以它至少是和秩序黨三個派別中任何一個派別同等強大。它和整個保皇派聯盟相比之下所佔的相對少數地位，好像是由於特殊情況而趨於平衡了。不僅各省的選舉表明山岳黨在農村居民中獲得很多擁護者，而且差不多全體巴黎議員都是屬於山岳黨的；軍隊以選出三個下級軍官來表明它的民主主義信念，而山岳黨的首領賴德律－洛蘭與秩序黨的一切代表不同，是由於五個省的選票集中到他身上而升為議會貴族。這樣，在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山岳黨在保皇黨內部以及在整個秩序黨和波拿巴之間必然發生衝突的情況下看來有獲勝的一切條件。可是，兩星期以後，它竟失掉了一切，包括聲譽在內。
在我們繼續敘述議會的歷史以前，為了避免在估計我們所考察的這個時代的總的性質時通常易犯的獵誤，需要作幾點說明。在民主派看來，無論在制憲國民議會時期或在立法國民議會時期，問題都不過是在於共和黨人和保皇黨人之間的鬥爭。他們把運動本身概括為一個詞兒：“反動”──黑夜，這時所有的貓都是灰的，而他們也可以滔滔不絕地傾瀉出他們的更夫的老生常談。當然，初看起來，秩序黨好像是各種保皇派集團的結合體，這些集團不僅互相傾軋，以便把自己的王位追求者捧上王位，把對方的王位追求者排擠掉，而且它們一致對“共和國”表示仇恨，一致對“共和國”進行鬥爭。和這些保皇派的陰謀家相反，山岳黨好像是“共和國”的代表。秩序黨似乎是永遠忙於“反動”，而這種“反動”完全像在普魯士一樣，反對新聞出版、結社等等，並且還像在普魯士一樣，是以官僚、憲兵和法庭進行粗暴的警察幹涉的方式實現的。“山岳黨”同樣毫不停息地忙於抵抗這種攻擊，以此來保護“永恆的人權”，就像近１５０年以來每個所謂的人民黨派所多多少少做過的那樣。可是，只要更仔細地分析一下情況和各個黨派，這種遮蔽著階級鬥爭和這個時期特有面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我們已經說過，正統派和奧爾良派是秩序黨中的兩個大集團。什麼東西使這兩個集團依附於它們的王位追求者並使它們互相分離呢？難道只是百合花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奧爾良王室，各種色彩的保皇主義？難道真是它們的保皇主義信仰？在波旁王朝時期進行統治的是大地產連同它的僧侶和僕從；在奧爾良王朝時期進行統治的是金融貴族、大工業、大商業，即資本和它的隨從者──律師、教授和健談家。正統王朝不過是地主世襲權力的政治表現，而七月王朝則不過是資產階級暴發戶篡奪權力的政治表現。所以，這兩個集團彼此分離決不是由於什麼所謂的原則，而是由於各自的物質生存條件，由於兩種不同的佔有形式；它們彼此分離是由於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舊有的對立，由於資本和地產之間的競爭。當然，把它們同某個王朝聯結起來的同時還有舊日的回憶、個人的仇怨、憂慮和希望、偏見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條和雸則，這有誰會否認呢？在不同的佔有形式上，在社會生存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的、表現獨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整個階級在它的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一切。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了這些情感和觀點的個人，會以為這些情感和觀點就是他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如果奧爾良派和正統派這兩個集團中每一個集團，都硬要自己和別人相信它們彼此分離是由於它們對兩個不同王朝的忠誠，那麼後來的事實所証明的卻剛剛相反，正是它們利益的對立才使得這兩個王朝不能結合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應當把一個人對自己的想法和品評同他的實際人品和實際行動區別開來一樣，在歷史的戰鬥中更應該把各個黨派的言詞和幻想同它們的本來面目和實際利益區別開來，把它們對自己的看法同它們的真實本質區別開來。奧爾良派和正統派同處於共和國中並提出同樣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復辟它自家的王朝，那麼這只是表明，資產階級分裂成的兩大集團（地產和資本），都力圖恢復自己的統治地位，而使對方處於從屬地位。我們談論資產階級的兩大集團，是因為大地產雖然還擺著封建主義的資格，抱著高貴門第的高傲態度，但是在現代社會發展的影響下已經完全資產階級化了。例如，英國的托利黨人曾長期認為，他們是熱中於王權、教會和舊日英國制度的美好之處，直到危急的關頭才被迫承認，他們僅僅是熱中於地租。
聯合的保皇黨人在報刊上，在埃姆斯，在克萊爾蒙特，在議會之外，總是互相傾軋。在幕後，他們又穿起他舊時的奧爾良派的和正統派的制服，進行他們的舊時的比武。但是在公開的舞台上，在大型政治歷史劇演出時，在扮演一個議會大黨的角色時，他們對自己的可敬的王朝只是敬而遠之，無止境地推遲君主制的復辟。他們在從事自己的真正事業時是以秩序黨的姿態出現，即憑著社會的資格，而不是憑著政治的資格；是作為資產階級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為出遊公主的護衛騎士；是作為和其他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而不是作為和共和黨人相對立的保皇黨人。作為秩序黨，他們也比先前任何時候，比復辟時期或七月王朝時期，享有更加無限和更加穩固地統治其他社會階級的權力。這樣的權力只有在議會制共和國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為只有在這種國家形式下，法國資產階級的兩大集團才能互相結合起來，從而把自己的階級的統治提到日程上來，以代替這一階級中的一個特權集團的統治。如果盡管如此他們還是以秩序黨身分痛罵共和制，並不掩蓋他們對共和制的憎惡，那麼這就不僅是由於保皇主義的回憶了。本能告訴他們，共和制雖然完成了他們的政治統治，同時卻破壞著這一統治的社會基礎，因為他們現在必須面對各個被奴役的階級並且直接和它們鬥爭，沒有人調解，沒有王冠作掩護，也不能用相互之間以及和王權之間的次要鬥爭來轉移全國的視線了。由於感覺到自己軟弱無力，他們才不得不在他們階級統治的完備的條件面前退縮下來，力圖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備、不大發達、因而危險也較少的階級統治的形式上去。相反地，每當聯合的保皇黨人和敵視他們的王位追求者即波拿巴發生衝突時，每當他們擔心行政權危害他們的議會的萬能權力時，每當他們因此必須亮出自己統治的政治資格時，他們就不是以保皇黨人的身分出面，而是以共和黨人的身分出面，從奧爾良派的梯也爾起直到正統派的貝里耶止都是如此：前者曾向國民議會擔保說，關於共和國的問題，他們的意見最少分歧；後者纏著三色綬帶，以護民官的姿態，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代表共和國向集合在第十區市政廳前面的人民群眾發表演說。的確，有一陣譏笑的回聲響應著他：亨利五世！亨利五世！
與聯合的資產階級相對抗的，是小資產者和工人的聯合，即所謂社會民主派。１８４８年六月事變以後，小資產者發覺自己受到了虧待，它的物質利益受到威脅，而那些應當保証它有可能捍衛這種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危害。因此，它就和工人接近起來。另一方面，它在議會中的代表，即在資產階級共和派專政時期被排擠到後台去的山岳黨，在制憲議會存在的後半期中，因為同波拿巴及保皇派閣員們進行了鬥爭，又重新獲得了已失去的聲望。山岳黨和社會主義的領袖們結成了同盟。１８４９年２月舉行了和解宴會，制定了共同綱領，設立了共同的選舉委員會，提出了共同的候選人。無產階級的社會要求已被磨掉革命的鋒芒，從而發生了民主主義的轉折，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要求則丟掉了純政治的形式而顯露出社會主義的鋒芒。這樣就產生了社會民主派。由這種聯合產生出來的新山岳黨所包含的成員，除了幾個工人階級出身的配角和幾個社會主義的宗派分子，還是和舊山岳黨所包含的成員一樣，不過是人數多點罷了。但是，逐漸地它就隨著它所代表的那個階級一同變化了。社會民主派的特殊性質表現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為手段並不是為了消滅兩極──資本和雇傭勞動，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對抗並使之變得協調起來。無論它提出什麼辦法來達到這個目標，無論目標本身塗上的革命顏色是淡是濃，其內容始終是一樣的：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但是這種改造始終不超出小資產階級的範圍。然而也不應該狹隘地認為，似乎小資產階級原則上只是力求實現其自私的階級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証它自身獲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條件，同時也就是唯一能使現代社會得到挽救並使階級鬥爭消除的一般條件。同樣，也不應該認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個人的地位來說，他們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們成為小資產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這樣一種情況：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也就是小資產者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一般說來，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們所代表的階級之間的關系，都是這樣。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明顯地看出，當山岳黨為了共和國和所謂的人權不斷同秩序黨作鬥爭時，共和國或人權並不是它的最終目的，正像一支將被繳械的軍隊進行反抗和投入戰鬥並不只是為了保留自己的武器一樣。
國民議會剛一開幕，秩序黨就向山岳黨挑戰。資產階級這時已感到必須制服民主派小資產者，正如他們在一年以前感到必須整垮革命無產階級一樣。不過這次敵方的情況已是另一個樣子了。無產階級黨的力量是在街上，小資產者的力量卻在國民議會中。因此必須趁時間和形勢還沒有把這種力量鞏固起來的時候，就把它從國民議會引誘到街上，使它自己摧毀它在議會中的力量。山岳黨便縱馬飛奔到陷阱中去了。
把山岳黨引入陷阱的誘餌是法軍炮轟羅馬。這次炮轟違反了憲法第Ｖ條，因為該條禁止法蘭西共和國使用自己的兵力侵犯他國人民的自由。此外，憲法第５４條還禁止行政權不經國民議會同意宣布戰爭，而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他們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換上了使徒保羅的服裝，１７８９─１８１４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的服裝，而１８４８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時而模仿１７８９年，時而又模仿１７９３─１７９５年的革命傳統。就像一個剛學會一種新語言的人總是要把它翻譯成本國語言一樣；只有當他能夠不必在心裡把新語言翻譯成本國語言，當他能夠忘掉本國語言來運用新語言的時候，他才算領會了新語言的精神，才算是運用自如。
在觀察世界歷史上這些召喚亡靈的行動時，立即就會看出它們中間的顯著差別。舊的法國革命時的英雄卡米爾．德穆蘭、丹東、羅伯斯比爾、聖茹斯特、拿破侖，同舊的法國革命時的黨派和人民群眾一樣，都穿著羅馬的服裝，講著羅馬的語言來實現當代的任務，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前幾個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礎，割去了長在這個基礎上的封建頭腦；另一個人在法國內部創造了一些條件，從而才保証有可能發展自由競爭，經營分成小塊的地產，利用解除了桎梏的國內的工業生產力，而他在法國境外則到處根據需要清除各種封建的形式，為的是要給法國資產階級社會在歐洲大陸上創造一個符合時代要求的適當環境。但是，新的社會形態一形成，遠古的巨人連同復活的羅馬古董──所有這些布魯土斯們、格拉古們、普卜利科拉們、護民官們、元老們以及凱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見了。冷靜務實的資產階級社會把薩伊們、庫辛們、魯瓦耶－科拉爾們、本傑明．貢斯當們和基佐們當作自己真正的翻譯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統帥坐在營業所的辦公桌後面，它的政治首領是肥頭肥腦的路易十八。資產階級社會完全埋頭於財富的創造與和平競爭，竟忘記了古羅馬的幽靈曾經守護過它的搖籃。但是，不管資產階級社會怎樣缺少英雄氣概，它的誕生卻是需要英雄行為，需要自我犧牲、恐怖、內戰和民族間戰鬥的。在羅馬共和國的高度嚴格的傳統中，資產階級社會的鬥士們找到了理想和藝術形式，找到了他們為了不讓自己看見自己的鬥爭的資產階級狹隘內容、為了要把自己的熱情保持在偉大歷史悲劇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騙。例如，在１００年前，在另一發展階段上，克倫威爾和英國人民為了他們的資產階級革命，就借用過舊約全書中的語言、熱情和幻想，當真正的目的已經達到，當英國社會的資產階級改造已經實現時，洛克就排擠了哈巴谷。
由此可見，在這些革命中，使死人復生是為了讚美新的鬥爭，而不是為了拙劣地模仿舊的鬥爭；是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務，而不是為了回避在現實中解決這個任務；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為了讓革命的幽靈重行遊盪。
在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間，只有舊革命的幽靈在遊盪，從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裝的戴黃手套的共和黨人馬拉斯特起，直到用拿破侖的死人鐵面型把自己的鄙陋可厭的面貌掩蓋起來的冒險家止。自以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進運動的整個民族，忽然發現自己被拖回到一個早已死亡的時代；而為了不致對倒退產生錯覺，於是就使那些早已成為古董的舊的日期、舊的紀年、舊的名稱、舊的敕令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舊憲兵復活起來。一個民族的感覺，就好像貝德勒姆那裡的一個癲狂的英國人的感覺一樣，這個英國人設想自己生活在古代法老的時代，他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勞役，因為他要在地下監獄般的埃塞俄比亞礦場挖掘金礦，借著繫在自己頭上的一盞暗淡油燈的燈光，在一些手持長鞭的奴隸監工的監督下勞動；礦洞口站著一群亂哄哄的野蠻兵士，他們既不了解勞役囚人，相互之間也不了解，因為大家講著不同的語言。瘋癲的英國人嘆道：“我這個生來自由的不列顛人被迫忍受這一切，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還債。”──法蘭西民族嘆道。這個英國人在頭腦清醒的時候總不能撇開找金子這種固定觀念。法國人在從事革命的時候總不能擺脫對拿破侖的追念，１２月１０日的選舉就証明了這一點。由於害怕革命的危險，他們曾經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鍋，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事件便是對於這一點的回答。他們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老拿破侖的漫畫，他們得到的是漫畫化的老拿破侖本身，是在１９世紀中葉所應當出現的老拿破侖。
１９世紀的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己的任務的。從前的革命需要回憶過去的世界歷史事件，為的是向自己隱瞞自己的內容。１９世紀的革命一定要讓死人去埋葬他們的死人，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內容。從前是辭藻勝於內容，現在是內容勝於辭藻。
二月革命對於舊社會是一個突然襲擊，是一個意外事件，而人民則把這個突然的打擊宣布為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壯舉，認為它開辟了一個新紀元。１２月２日，二月革命被一個狡猾的賭徒的騙術所葬送，結果，被消滅的不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個世紀以來的鬥爭從君主制度方面奪取來的自由主義的讓步。結果，不是社會本身獲得了新的內容，而只是國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態，回到了寶劍和袈裟的極端原始的統治。１８５１年１２月的輕率行為報復了１８４８年２月的勇敢打擊。來得容易去得快。然而這兩個事變之間的時間並不是白過了的。在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期間，法國社會總算獲得了教訓和經驗，而且是以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獲得的。這些教訓和經驗在正常的即所謂按部就班的發展進程中，本來應該在二月革命以前預先獲得，如果這次革命不只是一種表面的動盪的話。看起來仿佛社會現在落到它的出發點後面去了，實際上社會還只是在為自己創造革命所必需的出發點，創造唯一能使現代革命成為真正的革命的形勢、關系和條件。
資產階級革命，例如１８世紀的革命，總是突飛猛進，接連不斷地取得勝利的；革命的戲劇效果一個勝似一個，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繽紛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滿極樂狂歡；然而這種革命為時短暫，很快就達到自己的頂點，而社會在還未學會清醒地領略其疾風暴雨時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於長期的酒醉狀態。相反，無產階級革命，例如１９世紀的革命，則經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進中停下腳步，返回到仿佛已經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開始把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無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動的不徹底性、弱點和抽劣；它把敵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為了要讓敵人從土地裡汲取新的力量並且更加強壯地在它前面挺立起來；它在自己無限宏偉的目標面前，再三往後退卻，一直到形成無路可退的情況為止，那時生活本身會大聲喊道：
這裡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躍吧！
這裡有玫瑰花，就在這裡跳舞吧！
但是，每個平庸的觀察家，即使他沒有逐步研究過法國事變發展的進程，也不免要預感到，這次革命必將遭受前所未聞的屈辱。只要聽一聽民主派先生們當時那種自鳴得意的勝利叫囂就夠了，這些先生們曾經互相祝賀，滿以為１８５２年５月第二個星期日一定會帶來良好的結果。１８５２年５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在他們頭腦中成了一種固定觀念，成了一個教條，正如在錫利亞信徒腦子裡基督再臨和千年王國到來的那個日子一樣。弱者總是靠相信奇跡求得解救，以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驅除了敵人就算打敗了敵人；他總是對自己的未來，以及自己打算建樹，但現在還言之過早的功績信口吹噓，因而失去對現實的一切感覺。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結成團伙，來駁倒關於他們顯然庸碌無能的意見，他們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預先拿起自己的桂冠，準備把他們的有名無實的共和國（這些共和國的政府人員已由他們毫不挑剔地在暗中確定了）拿到交易所裡去貼現。１２月２日對他們來說猶如晴天霹靂。人民在意氣消沉的時代總是樂意讓呼喊者的大喊大叫來壓抑自己內心的驚愕，這一次他們也許已經了解到：鵝的叫聲能夠拯救卡皮托利諾的那種時代已經過去了。
憲法、國民議會，保皇黨、藍色的和紅色的共和黨人、非洲的英雄、講壇的雷鳴聲、報刊的閃電、整個著作界、政治聲望和學者的名譽、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愛以及１８５２年５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所有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個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見了，而這個人連他的敵人也不認為是一個魔法師。普選權還保持了一剎那，好像僅僅是為了在全世界面前親筆寫下自己的遺囑，並以人民自己的名義宣布：“一切現存的東西，都一定要死亡。”
像法國人那樣說他們的民族遭受了偷襲，那是不夠的。一個民族和一個婦女一樣，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讓隨便一個冒險者能加以姦污，也是不可寬恕的。這樣的言談並沒有揭開這個謎，而只是把它換了一個說法罷了。還應當說明，為什麼一個有３６００萬人的民族竟會被三個衣冠楚楚的騙子偷襲而毫無抵抗地做了俘虜。
現在我們來把法國革命從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到１８５１年１２月所經過的階段大致總結一下。
總共有以下三個明顯的主要時期：二月時期；共和國建立時期，或制憲國民議會時期（從１８４８年５月４日到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立憲共和國時期，或立法國民議會時期（從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到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
第一個時期，從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到５月４日，即從路易－菲力浦被推翻起到制憲議會開幕之日止（這是本來意義上的二月時期），這個時期可以稱為革命的序幕。這個時期的性質，正式表現於這一時期倉促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臨時性的。在這個時期所採取、試行和發表的一切，都像政府一樣，一概宣布自己只是臨時性的。無論什麼人和什麼機構，都不敢承認自己有權長期存在，有權真正有所作為。所有一切準備了或決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對派、共和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派小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派工人，都在二月政府中臨時取得了位置。
情況只能是這樣。二月事變原先的目標是選舉改革，以求擴大有產階級內部享有政治特權者的範圍和推翻金融貴族獨佔的統治。但是，當事變已演進到引起實際衝突，當人民已投入街壘鬥爭，當國民自衛軍採取消極的態度，軍隊不進行認真抵抗而王室已經逃走的時候，成立共和國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個政黨都按自己的觀點去解釋共和國。手持武器奪得了共和國的無產階級，在共和國上面蓋上了自己的印記，並把它宣布為社會共和國。這樣就表露出了現代革命的總的內容，這個內容和在當時的情況與條件下、在群眾已達到的教育水平上用現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實現的一切都是極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經促進二月革命取得勝利的分子，都因在政府裡獲得最好的位置而心滿意足了。正因為如此，任何其他時期都沒有當時那樣錯綜複雜：浮夸的空話同實際上的猶豫不決和束手無策相混雜，熱烈謀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成規的頑固積習相混雜，整個社會表面上的協調同社會各個成分的嚴重的彼此背離相混雜。當巴黎無產階級還陶醉於為它開辟的偉大前途並且認真地埋頭討論各種社會問題時，舊的社會力量卻在集結，聯合，醒悟，並獲得了國內群眾的意外支持，即獲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這個障礙物被推翻後立刻躍上政治舞台的農民和小資產者的意外支持。
第二個時期，從１８４８年５月４日到１８４９年５月底，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創立、奠定的時期。緊跟在二月事變之後，不僅王朝反對派被共和派弄得驚慌失措，共和派被社會主義者弄得驚慌失措，而且全法國都被巴黎弄得驚慌失措了。由國民選出而於１８４８年５月４日開幕的國民議會，是代表國民的。這個議會是對二月事變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議，並且要把革命的結果降低到資產階級的水平。巴黎無產階級一下子就看出了這個國民議會的性質，所以他們在國民議會開幕後不幾天，即在５月１５日，就企圖用強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將國民中起反動作用的思潮所借以威脅他們的這個機體重新分解為各個構成部分，但是這個企圖沒有成功。大家知道，五月十五日事變的結果，不過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無產階級政黨的真正領袖們，在我們所考察的整個周期中退出社會舞台罷了。
繼路易-菲力浦的資產階級君主制之後，只能有資產階級共和國，就是說，以前是由資產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國王的招牌下進行統治，今後將由全體資產階級借人民的名義進行統治。巴黎無產階級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須終止的狂妄空想。對制憲國民議會的這個聲明，巴黎無產階級以六月起義作了回答，這是歐洲各國內戰史上最大的一次事變。獲得勝利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站在資產階級共和國方面的有金融貴族、工業資產階級、中間等級、小資產者、軍隊、組成別動隊的流氓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牧師和農村居民。而站在巴黎無產階級方面的卻只有它自己。資產階級共和國勝利以後，起義者被屠殺的有３０００多人，未經審判就被放逐的有１５０００人。無產階級從這次失敗後，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後台去了。每當運動好像又進入高潮時，無產階級就企圖再向前推進，可是勁頭越來越弱，成效也越來越小。每當無產階級上面的某個社會階層進入革命動盪時，無產階級就跟它締結同盟，從而分享了各個政黨依次遭受到的全部失敗。但是，這些相繼而來的打擊，隨著力量分攤到全部社會的整個表面，也越來越弱了。無產階級在議會和報刊方面的一些比較傑出的領袖，相繼被捕判罪，代替他們掛帥的是些愈益模棱兩可的人物。無產階級中有一部分人醉心於教條的實驗，醉心於成立交換銀行和工人團體，換句話說，醉心於這樣一種運動，即不去利用舊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強大手段來推翻舊世界，卻企圖躲在社會背後，用私人的辦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條件的範圍內實現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敗的。當六月事變中與無產階級為敵的一切階級還沒有在無產階級身邊倒下的時候，無產階級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復自己原有的革命的偉大，也不能從重新締結的聯盟中獲得新的力量。但是，無產階級至少是帶著進行過世界歷史性的偉大鬥爭的光榮而失敗的；不僅法國，並且整個歐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驚動，而各個上層階級後來的失敗所付的代價卻如此便宜，以致得勝的黨派只有公然無恥地加以夸張，才可以把這些失敗說成是事變。同時，失敗的政黨離開無產階級政黨越遠，這些失敗就越是可恥。
六月起義者的失敗，固然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奠基和建立準備和掃清了基地，但同時它也表明，歐洲的問題並不是爭論“共和國還是君主國”的問題，而是別的問題。它揭示出，資產階級共和國在這裡是表示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實行無限制的專制統治。它表明，在那些階級構成發達、具有現代生產條件、具有那種通過百年來的工作而使一切傳統觀念都融化於其中的精神意識的舊文明國家裡，共和國一般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變革形式，而不是資產階級社會存在的保守形式，例如，像北美合眾國那樣；在那裡，雖然已有階級存在，但它們還沒有固定下來，它們在不斷的運動中不斷更新自己的組成部分，並且彼此互換著自己的組成部分；在那裡，現代的生產資料不僅不和經常的人口過剩現象同時發生，反而彌補了頭腦和人手方面的相對缺乏；最後，在那裡，應該佔有新世界的物質生產的那種狂熱而有活力的運動，沒有給予人們時間或機會來結束舊的幽靈世界。
在六月的日子裡，一切階級和黨派都團結成一個維護秩序的黨來反對無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黨。它們從“社會之敵”手裡“救出了”社會。它們選擇了舊社會的格言“財產、家庭、宗教、秩序”作為自己的軍隊的口令，並用“在此標記下你必勝！”這句話激勵反革命十字軍征討。從這時起，許多曾經團結在這個旗號下反對過六月起義者的政黨中的任何政黨只要企圖為自己的階級利益而守住革命戰場，它就要被“財產、家庭、宗教、秩序！”這一口號所戰勝。每當社會的統治者集團範圍縮小時，每當比較狹小的利益壓倒比較廣大的利益時，社會就得救了。任何最單純的資產階級財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義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義的要求、任何最淺薄的民主主義的要求，都同時被當作“侵害社會的行為”加以懲罰，被當作“社會主義”加以指責。最後，連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們的皮蒂婭的座椅，半夜裡被拖下床，關進囚車，投入監獄或流放；他們的神殿被拆毀，他們的嘴被封住，他們的筆被折斷，他們的法律被撕毀，這一切都是為了宗教、財產、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對那些站在自己陽台上的資產者即秩序的狂信者開槍射擊，褻瀆他們的家庭聖地，炮擊他們的房屋以取樂，這一切都是為了財產、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後，資產階級社會中的敗類組成為維護秩序的神聖隊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就以“社會救主”的資格進入了土伊勒里宮。
現在讓我們再接著談下去。
六月事變以後的制憲國民議會的歷史，是資產階級共和派統治和瓦解的歷史，這個派別是以三色旗的共和黨人、純粹的共和黨人、政治的共和黨人、形式的共和黨人等等稱呼聞名的。
這個派別在路易－菲力浦的資產階級君主制度下是官方的共和主義反對派，因而是當時政界中一個公認的構成部分。議院中有它的代表，在報界它也有相當大的勢力。它在巴黎的機關報《國民報》，和《辯論日報》一樣，算是受人尊敬的。它的性質和它在立憲君主制度下的這個地位也是相稱的。它並不是一個因有某些重大的共同利益而緊密團結、因有特殊生產條件而獨樹一幟的資產階級集團。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義思想的資產者、作家、律師、軍官和官吏組成的一個派系，這個派系之所以有影響，是由於全國對路易－菲力浦個人的反感，由於對舊的共和國的懷念，由於一群幻想家的共和主義信仰，而主要是由於法國人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對於維也納條約和對於同英國聯盟的憎惡，這個派別是始終予以鼓勵的。在路易－菲力浦的統治下，《國民報》的很大一部分擁護者都是因為它鼓吹這種隱蔽的帝制思想而獲得的，也正因為如此，後來在共和國時期，這種帝制思想就能以路易．波拿巴為代表，作為一個置人於死地的競爭者來同《國民報》本身對立。《國民報》也和其余一切資產階級反對派一樣，曾經對金融貴族作過鬥爭。反對預算案的論爭在當時的法國是同反對金融貴族的鬥爭完全相吻合的，這個論爭既然保証有可能博得非常便宜的聲望，並吸取非常豐富的材料來寫清教徒式的社論，因而是不能不大受利用的。工業資產階級感激《國民報》，是因為它奴顏婢膝地擁護法國的保護關稅制度，而它維護這個制度又多半是出於民族的動機，而不是出於國民經濟學的動機。整個資產階級感激它，則是因為它惡毒地誹謗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此外，《國民報》派是純粹的共和派，就是說，它要求把資產階級統治的形式由君主國改為共和國，首先是要求保証自己能在這個統治中佔優勢。對於這一變革的條件，它的認識極其模糊。但有一點它看得十分清楚，而且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末期的改革運動的宴會上，這一點已很明顯地表露出來了，這就是它在民主派小資產者中間，特別是在革命無產階級中間是不受歡迎的。這些純粹的共和黨人，真是名副其實的純粹的共和黨人，本來已經準備好在開始時滿足於奧爾良公爵夫人的攝政，恰好這時爆發了二月革命，因而他們那些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都在臨時政府裡獲得了位置。他們當然是一開始就受到資產階級的信任並在制憲國民議會中佔了多數。臨時政府中的社會主義分子馬上被排擠出國民議會開幕後成立的執行委員會；《國民報》派利用六月起義的爆發解散了執行委員會，從而清除了它的最切近的對手，即小資產階級的或民主主義的共和黨人（賴德律－洛蘭等人）。卡芬雅克，這個指揮了六月戰鬥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將軍，獲得了一種獨裁的權力，代替了執行委員會。《國民報》的前任總編輯馬拉斯特，成了制憲國民議會的常任議長；政府各部部長以及其他一切重要職位，都由純粹的共和黨人佔據了。
這樣，實際情況超過了早就自命為七月王朝的合法繼承人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理想。但是，這個派別取得統治權並不像它在路易－菲力浦時期所幻想的那樣是通過資產階級舉行反對國王的自由主義叛亂，而是由於無產階級對資本舉行了被霰彈鎮壓下去的起義。資產階級共和派認為最革命的事件，實際上卻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實落到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懷裡，但它不是從生命樹上落下來，而是從知善惡樹上落下來的。
資產階級共和派獨佔的統治，只是從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４日起存在到１２月１０日止。這種統治的結果就是擬定共和主義憲法和宣布巴黎戒嚴。
新的憲法實質上不過是１８３０年憲章的共和主義化的版本。七月王朝的過高的選舉資格限制，甚至把資產階級的一大部分人也排擠在政治統治之外，這是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存在不相容的。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這種選舉資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的普遍的選舉權。資產階級共和派不能把這一事件一筆勾銷。他們只得補充了一個限制條款，規定選民必須是在選區居住６個月的。舊有的行政、市政、司法和軍隊等等組織，仍然原封不動；憲法上作了變更，而這種變更只涉及目錄而沒有涉及內容，只涉及名稱而沒有涉及事物。
１８４８年各種自由的必然總匯，人身、新聞出版、言論、結社、集會、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憲法制服而成為不可侵犯的了。這些自由中的每一種都被宣布為法國公民的絕對權利，然而總是加上一個附帶條件，說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權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時才是無限制的，而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種個人自由彼此之間以及同公共安全協調起來。例如：“公民有權成立團體，有權和平地、非武裝地集會，有權進行請願並且通過報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發表意見。對於這些權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權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國憲法第２章第８條）“教育是自由的。教育的自由應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並在國家的最高監督下享用之。”（同上，第９條）“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除非按照法定手續辦事。”（第１章第３條）如此等等。所以，憲法經常提到未來的構成法；這些構成法應當詳細地解釋這些附帶條件並且調整這些無限制的自由權利的享用，使它們既不致互相抵觸，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觸。後來，這種構成法由秩序之友制定出來，所有這些自由都加以調整，結果，資產階級可以不受其他階級的同等權利的任何妨礙而享受這些自由。至於資產階級完全禁止“他人”享受這些自由，或是允許“他人”在某些條件（這些條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下享受這些自由，那麼這都是僅僅為了保証“公共安全”，也就是為了保証資產階級的安全，憲法就是這樣寫的。所以，後來兩方面都有充分權利援引憲法：一方面是廢除了所有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復所有這些自由的民主黨人。憲法的每一條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對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詞句中標榜自由，在附帶條件中廢除自由。所以，當自由這個名字還備受尊重，而只是對它的真正實現設下了──當然是根據合法的理由──種種障礙時，不管這種自由在日常的現實中的存在怎樣被徹底消滅，它在憲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無損、不可侵犯的。
然而，用這麼巧妙的方法弄成不可侵犯的這個憲法，如同阿基里斯一樣，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只是這個弱點不是在腳踵上，而是在頭腦上，或者不如說，是在兩個頭腦（在這裡憲法便消失了）上：一個是立法議會，另一個是總統。只要把憲法瀏覽一遍，就可以看出：只有那些確定總統對立法議會的關系的條文，才是絕對的、肯定的、沒有矛盾的、不容絲毫曲解的。要知道，這裡所談的問題，是要建立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可靠地位。按照憲法第４５─７０條規定，國民議會可以用合乎憲法的辦法排除總統，而總統要排除國民議會卻只能用違背憲法的辦法，即只有取消憲法本身。可見，這裡憲法本身是在號召以暴力來消滅自己。憲法不僅像１８３０年的憲章那樣尊崇分權制，而且把這種分權制擴大到矛盾重重的地步。基佐曾經把立法權和行政權在議會內的爭吵稱為憲法的權力的賭博，在１８４８年的憲法中，這種賭博一直是孤注一擲的。一方面是由普選產生並享有連選連任權的７５０名人民代表構成一個不受監督、不可解散、不可分割的國民議會，它擁有無限的立法權力，最終決定宣戰、媾和及商約等問題，獨攬大赦權，因自己不間斷地召集會議而經常站在政治舞台最前面。另一方面是具有王權的一切特性的總統，他有權不經國民議會而任免自己的內閣閣員，他掌握行政權的一切手段，他可以分封一切官職，從而在法國操縱著至少有１５０萬人的命運，因為有這麼多的人在物質生活上依靠於５０萬各級官吏和各級軍官。他統率一切武裝力量。他享有赦免個別罪犯、解散國民自衛軍以及──經國務會議同意──罷免由公民自己選出的省委員會、縣委員會、市鎮委員會的特權。同外國締結條約時，他具有倡議和領導的作用。國民議會永遠留在舞台上，是公眾日常批評的對象，而總統卻在極樂世界過著隱居的生活，不過他眼前和心裡老是有憲法第４５條在提醒他：“兄弟，要準備犧牲！”你的權力在你當選的第四年，在美麗的５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就要完結了！那時你的榮華就要完蛋了，這出戲是不會再演的，如果你負有債務，你就及時用憲法規定給你的６０萬法郎的薪俸一律償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麗的５月的第二個星期一進入克利希！這樣，憲法就把實際權力授給了總統，而力求為國民議會保証精神上的權力。可是，不用說，法律條文不可能創造精神上的權力，憲法就在這方面也是自己否定自己，因為它規定總統由所有的法國人直接投票選舉。全法國的選票是分散在７５０個國民議會議員之間，可是在這裡選票就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每一單個人民代表不過是某個政黨、某個城市、某個橋頭堡的代表，甚至只是表示必須選出一個人來湊足７５０個人民代表，人們並不去特別注意事情本身和被選舉者本人，可是總統是由全國人民所選出，選舉總統是行使主權的人民每四年運用一次的王牌。民選的國民議會和國民只有形而上學的聯系，而民選的總統卻和國民發生個人聯系。國民議會的確通過它的各個代表反映著國民精神的多種多樣的方面，而總統卻是國民精神的化身。和國民議會不同，總統是一種神權的體現者，他是人民恩賜的統治者。
海洋女神西蒂斯曾經預言阿基里斯要在盛年夭折。像阿基里斯一樣有個致命弱點的憲法，也像阿基里斯一樣預感到它命該早死。根本用不著西蒂斯離開海洋向制憲的純粹的共和派泄露這個秘密，這些共和派只要從自己的理想共和國的高空雲層間俯瞰一下罪孽的塵世，就可以看到，他們越是接近於完成他們那個偉大的立法藝術創作，保皇派、波拿巴派、民主派和共產主義者的傲慢自負以及他們自己的不孚眾望，也就與日俱增。他們力圖用立憲的狡猾手腕，用憲法第１１１條來躲過厄運，根據這條規定，任何修改憲法的提案都必須經過每次相距一個月的三次討論，至少必須由３／４的票數通過，而且參加表決的至少必須有５００個國民議會議員。可是這只是為了在他們將來成為議會少數派時（他們現在已經預感到這一點）保持自己勢力的一種無力的嘗試，這種勢力現在當他們還在議會中佔多數並且握有一切政府權力手段時，就已經一天天地從他們的軟弱的手中滑出去了。
最後，在一個特別滑稽的條文中，憲法把自己托付給“全體法國人民和每一個法國人的警惕性和愛國心”，而在前面的另一條文中，它已經把有“警惕性”和“愛國心”的法國人托付給它專門發明出來的最高法院（“ｈａｕｔｅ ｃｏｕｒ”）所實行的溫柔的刑事監護了。
１８４８年的憲法就是這樣。它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不是被人頭撞倒，而只是由於觸摸一頂帽子而傾倒，誠然，這頂帽子是三角拿破侖帽。
當資產階級共和派在國民議會內忙於構思、討論和表決這個憲法時，卡芬雅克卻在國民議會外把巴黎控制在戒嚴狀態中。巴黎戒嚴是處於分娩共和國的產前陣痛中的制憲議會的助產婆。如果說後來憲法被刺刀葬送了，那麼不要忘記，在它還在母胎中時，刺刀，而且是對準人民的刺刀就保護過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幫助下出世的。“正直的共和派”的祖先們曾經拿著他們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歐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項發明，這項發明自己給自己開拓了通向整個大陸的道路，但是它又懷著永不熄滅的愛回到法國，直到它終於在法國的半數的省裡取得公民權為止。這項發明就是戒嚴。這是一項卓越的發明，每當法國革命進程處於危機關頭，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運用。但是，既然兵營和露營是這樣周期地重重壓在法國社會頭上，以便壓制這個社會的意識並制服這個社會；既然馬刀和毛瑟槍周期地受命進行審判和管理，進行監護和檢查，執行警察和更夫職務；既然胡子和軍服周期地被宣布為社會的最高智慧和指導者，那麼兵營和露營、馬刀和毛瑟槍、胡子和軍服又怎麼能不終於得出一個結論說：最好是宣布自己的制度是最高等的制度，並使資產階級社會根本不必關心自治問題，從而一勞永逸地拯救社會！兵營和露營、馬刀和毛瑟槍、胡子和軍服必然要產生這種想法，尤其是因為它們在這種場合下可以希望自己所建樹的更高的功勞得到更多的現金報酬，而當它們按某一派資產階級的命令實行周期戒嚴和暫時拯救社會的時候，它們除了幾個人的死傷和資產者的一些假笑之外，是很少獲得實際利益的。為什麼軍方不可以終於搞出一次對它自己有利益有好處的戒嚴，同時把資產者的交易所也圍攻一下呢？而且還不應忘記（我們順便提一提），貝爾納上校，即在卡芬雅克時期未經審判就把１５０００名起義者放逐的那位軍事委員會主席，現在又是巴黎各軍事委員會的領導人了。
如果說正直的、純粹的共和派宣布巴黎戒嚴，從而創設了後來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近衛軍所賴以成長的苗床，那麼同時屬於他們的還有另一種功績：在路易－菲力浦時期他們還點燃民族情感，而現在，當他們掌握了全國的力量的時候，他們卻向國外列強跪拜，不去解放意大利，反而讓奧地利人和那不勒斯人再一次來奴役意大利。路易．波拿巴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當選為總統，結束了卡芬雅克的獨裁和制憲議會。
憲法第４４條說：“曾經喪失過法國公民資格的人不能擔任法蘭西共和國總統。”法蘭西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路易－拿破侖．波拿巴不只喪失過法國公民資格，不只當過英國的特別警察，而且是一個已經歸化了的瑞士人。
關於１２月１０日選舉的意義，我在另一個地方已經詳細談過，這裡就不再談了。這裡只須指出，１２月１０日的選舉是曾經不得不支付了二月革命的費用的農民反對國內其他各個階級的表現，是農村反對城市的表現。這次選舉得到軍隊方面的巨大同情，因為軍隊從《國民報》派的共和黨人那裡既沒有取得榮譽，也沒有領到附加軍餉；這次選舉還受到大資產階級方面的巨大同情，大資產階級歡迎波拿巴是把他作為恢復君主制度的一個跳板；選舉也受到無產者和小資產者的巨大同情，他們歡迎波拿巴是把他作為對卡芬雅克的一種懲罰。下邊我還要更詳細地談談農民對法國革命的態度。
從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到１８４９年５月制憲議會解散這個時期，包括了資產階級共和派滅亡的歷史。資產階級共和派為資產階級建立了共和國，把革命無產階級趕下台，一時堵住了民主派小資產階級的嘴，以後自己也就被資產階級群眾所排斥，這批資產階級群眾有權利把共和國據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可是這批資產階級群眾是保皇派，其中一部分，即大土地所有者，曾經在復辟時期居於統治地位，因而是正統派；另一部分，即金融貴族和大工業家，曾經在七月王朝時期居於統治地位，因而是奧爾良派。軍隊、大學、教會、律師界、學院和報界的顯要人物，都分屬於上述兩派，雖然所佔比例各不相同。這兩部分資產階級都把這個既不叫作波旁、也不叫作奧爾良、而是叫作資本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當作它們能夠共同進行統治的國家形式。六月起義已經把他們聯合成“秩序黨”，現在首先應該是把還在國民議會中佔有席位的一幫資產階級共和派排斥出去。這些純粹的共和派曾經極其殘暴地濫用武力對付人民，而現在，當需要捍衛他們自己的共和主義和自己的立法權以對抗行政權和保皇黨人時，他們卻極其怯懦地、畏縮地、沮喪地、軟弱無力地放棄了鬥爭。我用不著在這裡敘述他們解體的可恥歷史。他們不是滅亡了，而是無形消失了。他們已經最終演完了自己的角色。在往後的時期中，不論在議會內或議會外，他們都僅僅表現為對過去的回憶，只要涉及到共和國的名稱，只要革命衝突有下降到最低水平的危險，這些回憶便又復活起來。順便指出，把自己的名稱交給這個派別的《國民報》，在後來一個時期就轉到社會主義方面去了。
在結束這一時期之前，我們還應該回顧一下兩種力量，這兩種力量從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起到制憲議會結束時止是並居在一起的，而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那天，其中的一種力量消滅了另一種力量。我們所指的一方是路易．波拿巴，另一方是聯合的保皇黨，即秩序黨，大資產階級的黨。波拿巴就任總統後立即組織了以奧迪隆．巴羅為首（請注意，是以議會資產階級的最自由主義的一派的老領袖為首）的秩序黨內閣。巴羅先生終於獲得了１８３０年以來他朝思暮想的內閣職位，並且是內閣總理的職位。然而這個位置並不是像他在路易－菲力浦時期所幻想的那樣以議會反對派的最先進領袖的身分得到的，而是以他的一切死敵即耶穌會和正統派的同盟者的身分得到的，而且他的任務是把議會送進墳墓。他終於把新娘迎來舉行婚禮，然而只是在新娘失身以後才迎來的。波拿巴本人好像是完全退隱了。代他行動的是秩序黨。
在內閣第一次會議上就決定派出遠征軍去羅馬，並且商定要瞞著國民議會來安排這件事，而經費卻要假造口實向國民議會索取。這樣，內閣就開始以欺騙國民議會和暗中勾結外國專制勢力的辦法來對付革命的羅馬共和國了。波拿巴也用同樣的方法和同樣的手段準備了反對保皇黨立法議會及其立憲共和國的十二月二日政變。不要忘記，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組成波拿巴內閣的那個政黨，又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立法國民議會中的多數。
８月間制憲議會曾經決定，在制定並公布一套補充憲法的構成法以前，它不解散。１８４９年１月６日，秩序黨通過議員拉托建議議會不要去搞什麼構成法，最好是通過一項關於解散自己的決議。這時，不僅是以奧迪隆．巴羅先生為首的內閣，而且國民議會中的全體保皇黨議員，都以命令口吻對國民議會說：為了恢復信用，為了鞏固秩序，為了終止不確定的暫時狀態而建立完全確定的狀態，必須解散國民議會；議會妨礙新政府進行有效的工作，它只是由於執迷不悟才企圖延長自己的生命；它已經使全國感到厭惡了。波拿巴把這一切攻擊立法權的說法都記在心裡，背得爛熟，並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向議會保皇派証明，他確實從他們那裡學得了一些東西。他把他們自己的口號拿來反對他們。
巴羅內閣和秩序黨往前更進了一步。他們在全法國掀起了向國民議會請願的運動，客客氣氣地請求國民議會隱退。這樣，他們就把無組織的人民群眾引入反對國民議會、反對依照憲法組織起來的民意表現的鬥爭。他們教會波拿巴從訴諸議會轉而訴諸人民。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那天，制憲議會終於不得不解決關於自行解散的問題了。這一天，軍隊佔據了國民議會舉行會議的場所；總攬國民自衛軍和正規軍指揮大權的秩序黨將軍尚加爾涅，就像是處於臨戰狀態那樣在巴黎舉行了大規模的閱兵，而聯合的保皇黨人威脅制憲議會說，如果它不表示順從，就將使用暴力。國民議會果然表示願意順從，但商定再苟延一個短短的時期。１月２９日不就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政變嗎？不過這次是由保皇黨人協同波拿巴反對共和派國民議會罷了。保皇黨老爺們沒有看到或是不願意看到，波拿巴利用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事變，為的是讓一部分軍隊在土伊勒裡宮前受他檢閱；他貪婪地抓住這個公然訴諸武力來反對議會權力的初次嘗試，為的是提醒大家想起卡利古拉。他們當然只看見了他們的尚加爾涅。
特別推動秩序黨使用暴力去縮短制憲議會生命的一個原因，就是那些補充憲法的構成法──教育法、宗教法等等。聯合的保皇黨人認為極其重要的，是他們自己制定這些法律，而不是讓那些疑慮重重的共和黨人去制定。可是，在這些構成法中，還有一個關於共和國總統的責任的法律。１８５１年立法議會正從事於制定這個法律，波拿巴就以１２月２日的打擊防止了這一打擊。聯合的保皇黨人在１８５１年冬季議會戰役時期，是多麼希望有一個現成的總統責任法，並且是由疑慮重重的、敵對的共和派議會制成的總統責任法啊！
在制憲議會於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自己毀壞了自己的最後的武器以後，巴羅內閣和秩序之友便將它置於死地。他們不放過任何機會來貶低它，強迫這個軟弱無力的和對自己絕望的議會通過一些使它失去最後一點社會尊敬的法律。波拿巴沉溺於自己的固定的拿破侖觀念，竟肆無忌憚地公開利用對議會勢力的這種貶低。例如，當國民議會１８４９年５月８日因烏迪諾將軍佔領奇維塔韋基亞而通過譴責內閣議案，並命令羅馬遠征軍回到它所謂的目標時，當天晚上波拿巴就在《通報》上發表了致烏迪諾的一封信，祝賀這位將軍建樹了英雄的功績，並且和那些賣弄筆墨的議員相反，假裝成寬大為懷的軍隊的庇護者。保皇黨人對此加以譏笑。他們認為他不過是個笨蛋。最後，當制憲議會議長馬拉斯特偶爾懷疑到國民議會的安全，根據憲法責令一個上校率領所部開來保護國民議會時，那個上校卻以軍紀為借口拒絕調動，並建議馬拉斯特去跟尚加爾涅交涉，但尚加爾涅也拒絕了馬拉斯特的要求，並且刻毒地說，他不喜歡能思想的刺刀。１８５１年１１月，聯合的保皇黨人在準備同波拿巴開始作決定性的鬥爭時，曾經企圖在他們的聲名狼藉的議會總務官法案中規定國民議會議長能直接調動軍隊的原則。他們的一位將軍勒夫洛簽署了這個法案。但是，尚加爾涅白白地投票讚成了這一法案，梯也爾也白白地讚揚了已故制憲議會的有遠見的智慧。陸軍部長聖阿爾諾像尚加爾涅回答馬拉斯特一樣回答了他，而且博得了山岳黨的鼓掌！
當秩序黨還只是內閣而不是國民議會的時候，它就這樣玷污了議會制度。而當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變把議會制度逐出法國的時候，它就叫喊起來了！
我們祝議會制度一路平安！
立法國民議會於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開會，到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被解散。這一時期是立憲共和國或議會制共和國的存在時期。
在第一次法國革命中，立憲派統治以後是吉倫特派的統治；吉倫特派統治以後是雅各賓派的統治。這些黨派中的每一個黨派，都是以更先進的黨派為依靠。每當某一個黨派把革命推進得很遠，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領導的時候，這個黨派就要被站在它後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開並且送上斷頭台。革命就這樣沿著上升的路線行進。
１８４８年革命的情形卻相反。當時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附屬物。後者背叛了它，並使它在４月１６日２７５、５月１５日１９８和６月的日子裡遭受了失敗。民主派又全靠資產階級共和派雙肩的支持。資產階級共和派剛剛感到自己站穩腳跟，就把這個麻煩的伙伴拋棄，自己又去依靠秩序黨雙肩的支持。但秩序黨聳了聳肩膀，拋開資產階級共和派，自己趕忙站到武裝力量的雙肩上去；它還一直以為它是坐在武裝力量的肩膀上，卻忽然有一天發現肩膀已經變成了刺刀。每個黨派都向後踢那擠著它向前的黨派，並向前伏在擠著它後退的黨派身上。無怪乎它們在這種可笑的姿勢中失去平衡，並且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鬼臉，奇怪地跳幾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這樣沿著下降的路線行進。二月革命的最後街壘還沒有拆除，第一個革命政權還沒有建立，革命就已經這樣開起倒車來了。
我們所談的這個時期，各種尖銳的矛盾極其錯綜複雜：立憲派公然圖謀反對憲法，革命派公開承認自己擁護立憲；國民議會想左右一切，卻總是按議會方式進行活動；山岳黨以忍耐為天職，並以預言未來的勝利來補償現在的失敗；保皇派扮演著共和國的元老院議員的角色，為環境所迫，不得不在國外支持他們所依附的互相敵對的王朝，而在法國內部卻支持他們所憎恨的共和國；行政權把自己的軟弱當作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來的輕蔑看作自己的威信；共和國不過是兩個王朝──復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卑鄙方面在帝國的招牌下的結合；聯盟的首要條件是分離；鬥爭的首要準則是不分勝負；放肆的無謂的煽動，是為了安寧；最隆重地宣揚安寧，是為了革命；有熱情而無真理；有真理而無熱情；有英雄而無功績；有歷史而無事變；發展的唯一動力仿佛是日歷，它由於同一的緊張和鬆弛狀態的不斷反復而使人倦怠；對立形勢周期地達到高度尖銳化，好像只是為了鈍化和緩和，但始終不能得到解決；一方面是裝腔作勢的努力和害怕世界滅亡的市儈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卻是救世主們玩弄極其卑微的傾軋手段和演出宮廷鬧劇，他們這種無憂無慮的做法使人想起的不是末日的審判，而是弗倫特運動時期的情景；法國的全部官方天才，由於一個人的狡猾的愚鈍而破滅；國民的共同意志每次經過普選權來表現時，都試圖在群眾利益的頑固的敵人身上得到適當的表現，一直到最後它在一個海盜的固執的意志上得到了表現。如果歷史上曾經有一頁是被塗抹得一片灰暗的話，那就正是這一頁。人物和事變仿佛是些顛倒的施萊米爾──沒有肉體的影子。革命自己麻痹自己的體現者，而把熱情的強力完全賦予自己的敵人。如果說，反革命派不停地召喚來的“赤色幽靈”終於出現，那麼它出現時就不是戴著無政府主義的弗利基亞帽，而是穿著秩序的制服、紅色的軍褲。
我們已經看到，波拿巴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他自己的升天節這一天所組成的內閣，是秩序黨的內閣，即正統派和奧爾良派的聯合內閣。這個或多或少用強力縮短了共和派制憲議會壽命的巴羅─法盧內閣，直到制憲議會死後還在執掌政權。聯合保皇黨人的將軍尚加爾涅繼續執掌著正規軍第一師和巴黎國民自衛軍的最高統帥權。最後，普選保証秩序黨在國民議會中取得極大多數的席位。在國民議會中，路易－菲力浦的眾議院議員和貴族院議員，已同一群神聖的正統主義者匯合起來了，對於這些正統主義者說來，國民的大量的選票變成了政治舞台的入場券。波拿巴派的議員人數太少，不足以構成一個獨立的議會黨。他們只不過是秩序黨的一個可憐的附屬物。這樣，秩序黨就掌握了政府權力、軍隊和立法機關，一句話，掌握了全部國家政權；而且這個黨在精神上是靠著把它的統治炫示為民意表現的普選、靠著反革命勢力在整個歐洲大陸上同時獲得的勝利而加強起來的。
從來還沒有一個黨派擁有這樣強有力的手段和在這樣良好的征兆下開始鬥爭。
罹難的純粹的共和派在立法國民議會中只剩下一個以非洲的將軍卡芬雅克、拉莫里謝爾和貝多為首的、大約５０人組成的集團。大的反對黨是山岳黨──這是社會民主派給自己取的議會名稱。在國民議會７５０個席位中，它佔有２００多個，所以它至少是和秩序黨三個派別中任何一個派別同等強大。它和整個保皇派聯盟相比之下所佔的相對少數地位，好像是由於特殊情況而趨於平衡了。不僅各省的選舉表明山岳黨在農村居民中獲得很多擁護者，而且差不多全體巴黎議員都是屬於山岳黨的；軍隊以選出三個下級軍官來表明它的民主主義信念，而山岳黨的首領賴德律－洛蘭與秩序黨的一切代表不同，是由於五個省的選票集中到他身上而升為議會貴族。這樣，在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山岳黨在保皇黨內部以及在整個秩序黨和波拿巴之間必然發生衝突的情況下看來有獲勝的一切條件。可是，兩星期以後，它竟失掉了一切，包括聲譽在內。
在我們繼續敘述議會的歷史以前，為了避免在估計我們所考察的這個時代的總的性質時通常易犯的獵誤，需要作幾點說明。在民主派看來，無論在制憲國民議會時期或在立法國民議會時期，問題都不過是在於共和黨人和保皇黨人之間的鬥爭。他們把運動本身概括為一個詞兒：“反動”──黑夜，這時所有的貓都是灰的，而他們也可以滔滔不絕地傾瀉出他們的更夫的老生常談。當然，初看起來，秩序黨好像是各種保皇派集團的結合體，這些集團不僅互相傾軋，以便把自己的王位追求者捧上王位，把對方的王位追求者排擠掉，而且它們一致對“共和國”表示仇恨，一致對“共和國”進行鬥爭。和這些保皇派的陰謀家相反，山岳黨好像是“共和國”的代表。秩序黨似乎是永遠忙於“反動”，而這種“反動”完全像在普魯士一樣，反對新聞出版、結社等等，並且還像在普魯士一樣，是以官僚、憲兵和法庭進行粗暴的警察幹涉的方式實現的。“山岳黨”同樣毫不停息地忙於抵抗這種攻擊，以此來保護“永恆的人權”，就像近１５０年以來每個所謂的人民黨派所多多少少做過的那樣。可是，只要更仔細地分析一下情況和各個黨派，這種遮蔽著階級鬥爭和這個時期特有面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我們已經說過，正統派和奧爾良派是秩序黨中的兩個大集團。什麼東西使這兩個集團依附於它們的王位追求者並使它們互相分離呢？難道只是百合花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奧爾良王室，各種色彩的保皇主義？難道真是它們的保皇主義信仰？在波旁王朝時期進行統治的是大地產連同它的僧侶和僕從；在奧爾良王朝時期進行統治的是金融貴族、大工業、大商業，即資本和它的隨從者──律師、教授和健談家。正統王朝不過是地主世襲權力的政治表現，而七月王朝則不過是資產階級暴發戶篡奪權力的政治表現。所以，這兩個集團彼此分離決不是由於什麼所謂的原則，而是由於各自的物質生存條件，由於兩種不同的佔有形式；它們彼此分離是由於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舊有的對立，由於資本和地產之間的競爭。當然，把它們同某個王朝聯結起來的同時還有舊日的回憶、個人的仇怨、憂慮和希望、偏見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條和雸則，這有誰會否認呢？在不同的佔有形式上，在社會生存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的、表現獨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整個階級在它的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一切。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了這些情感和觀點的個人，會以為這些情感和觀點就是他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如果奧爾良派和正統派這兩個集團中每一個集團，都硬要自己和別人相信它們彼此分離是由於它們對兩個不同王朝的忠誠，那麼後來的事實所証明的卻剛剛相反，正是它們利益的對立才使得這兩個王朝不能結合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應當把一個人對自己的想法和品評同他的實際人品和實際行動區別開來一樣，在歷史的戰鬥中更應該把各個黨派的言詞和幻想同它們的本來面目和實際利益區別開來，把它們對自己的看法同它們的真實本質區別開來。奧爾良派和正統派同處於共和國中並提出同樣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復辟它自家的王朝，那麼這只是表明，資產階級分裂成的兩大集團（地產和資本），都力圖恢復自己的統治地位，而使對方處於從屬地位。我們談論資產階級的兩大集團，是因為大地產雖然還擺著封建主義的資格，抱著高貴門第的高傲態度，但是在現代社會發展的影響下已經完全資產階級化了。例如，英國的托利黨人曾長期認為，他們是熱中於王權、教會和舊日英國制度的美好之處，直到危急的關頭才被迫承認，他們僅僅是熱中於地租。
聯合的保皇黨人在報刊上，在埃姆斯，在克萊爾蒙特，在議會之外，總是互相傾軋。在幕後，他們又穿起他舊時的奧爾良派的和正統派的制服，進行他們的舊時的比武。但是在公開的舞台上，在大型政治歷史劇演出時，在扮演一個議會大黨的角色時，他們對自己的可敬的王朝只是敬而遠之，無止境地推遲君主制的復辟。他們在從事自己的真正事業時是以秩序黨的姿態出現，即憑著社會的資格，而不是憑著政治的資格；是作為資產階級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為出遊公主的護衛騎士；是作為和其他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而不是作為和共和黨人相對立的保皇黨人。作為秩序黨，他們也比先前任何時候，比復辟時期或七月王朝時期，享有更加無限和更加穩固地統治其他社會階級的權力。這樣的權力只有在議會制共和國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為只有在這種國家形式下，法國資產階級的兩大集團才能互相結合起來，從而把自己的階級的統治提到日程上來，以代替這一階級中的一個特權集團的統治。如果盡管如此他們還是以秩序黨身分痛罵共和制，並不掩蓋他們對共和制的憎惡，那麼這就不僅是由於保皇主義的回憶了。本能告訴他們，共和制雖然完成了他們的政治統治，同時卻破壞著這一統治的社會基礎，因為他們現在必須面對各個被奴役的階級並且直接和它們鬥爭，沒有人調解，沒有王冠作掩護，也不能用相互之間以及和王權之間的次要鬥爭來轉移全國的視線了。由於感覺到自己軟弱無力，他們才不得不在他們階級統治的完備的條件面前退縮下來，力圖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備、不大發達、因而危險也較少的階級統治的形式上去。相反地，每當聯合的保皇黨人和敵視他們的王位追求者即波拿巴發生衝突時，每當他們擔心行政權危害他們的議會的萬能權力時，每當他們因此必須亮出自己統治的政治資格時，他們就不是以保皇黨人的身分出面，而是以共和黨人的身分出面，從奧爾良派的梯也爾起直到正統派的貝里耶止都是如此：前者曾向國民議會擔保說，關於共和國的問題，他們的意見最少分歧；後者纏著三色綬帶，以護民官的姿態，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代表共和國向集合在第十區市政廳前面的人民群眾發表演說。的確，有一陣譏笑的回聲響應著他：亨利五世！亨利五世！
與聯合的資產階級相對抗的，是小資產者和工人的聯合，即所謂社會民主派。１８４８年六月事變以後，小資產者發覺自己受到了虧待，它的物質利益受到威脅，而那些應當保証它有可能捍衛這種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危害。因此，它就和工人接近起來。另一方面，它在議會中的代表，即在資產階級共和派專政時期被排擠到後台去的山岳黨，在制憲議會存在的後半期中，因為同波拿巴及保皇派閣員們進行了鬥爭，又重新獲得了已失去的聲望。山岳黨和社會主義的領袖們結成了同盟。１８４９年２月舉行了和解宴會，制定了共同綱領，設立了共同的選舉委員會，提出了共同的候選人。無產階級的社會要求已被磨掉革命的鋒芒，從而發生了民主主義的轉折，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要求則丟掉了純政治的形式而顯露出社會主義的鋒芒。這樣就產生了社會民主派。由這種聯合產生出來的新山岳黨所包含的成員，除了幾個工人階級出身的配角和幾個社會主義的宗派分子，還是和舊山岳黨所包含的成員一樣，不過是人數多點罷了。但是，逐漸地它就隨著它所代表的那個階級一同變化了。社會民主派的特殊性質表現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為手段並不是為了消滅兩極──資本和雇傭勞動，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對抗並使之變得協調起來。無論它提出什麼辦法來達到這個目標，無論目標本身塗上的革命顏色是淡是濃，其內容始終是一樣的：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但是這種改造始終不超出小資產階級的範圍。然而也不應該狹隘地認為，似乎小資產階級原則上只是力求實現其自私的階級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証它自身獲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條件，同時也就是唯一能使現代社會得到挽救並使階級鬥爭消除的一般條件。同樣，也不應該認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個人的地位來說，他們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們成為小資產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這樣一種情況：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也就是小資產者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一般說來，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們所代表的階級之間的關系，都是這樣。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明顯地看出，當山岳黨為了共和國和所謂的人權不斷同秩序黨作鬥爭時，共和國或人權並不是它的最終目的，正像一支將被繳械的軍隊進行反抗和投入戰鬥並不只是為了保留自己的武器一樣。
國民議會剛一開幕，秩序黨就向山岳黨挑戰。資產階級這時已感到必須制服民主派小資產者，正如他們在一年以前感到必須整垮革命無產階級一樣。不過這次敵方的情況已是另一個樣子了。無產階級黨的力量是在街上，小資產者的力量卻在國民議會中。因此必須趁時間和形勢還沒有把這種力量鞏固起來的時候，就把它從國民議會引誘到街上，使它自己摧毀它在議會中的力量。山岳黨便縱馬飛奔到陷阱中去了。
把山岳黨引入陷阱的誘餌是法軍炮轟羅馬。這次炮轟違反了憲法第Ｖ條，因為該條禁止法蘭西共和國使用自己的兵力侵犯他國人民的自由。此外，憲法第５４條還禁止行政權不經國民議會同意宣布戰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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